不久前，重新翻拍的《尼罗河上的惨案》（Death on the Nile）登陆国内院线。

即便有“神奇女侠”盖亚·加朵和一众明星支持，影片还是遭到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原著粉的疯狂吐槽，豆瓣评分目前 5.8 分——鉴于英国名导肯尼斯·布拉纳（同时实验片中主角大侦探波洛）还会继续翻拍下去，该系列的评分可能还会继续走低。

从波洛、福尔摩斯再到各国影视剧，推理和探案故事在全球培养起了数亿的“业余侦探”。而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推理爱好者已经不满足于文艺作品，而想要“亲自上场”，用自己的力量侦破陈年遗案。

在美国，有人专门在 GoFundMe 和 Kickstarter 上众筹，对一些未侦破案件的证物和遗骸进行 DAN 检测，用来辨别遇害人以及犯罪嫌疑人身份。

而针对这些来自推理爱好者的需求，甚至有名为 Othram 的公司，专门进行 DNA 分析比对鉴定，并且成功拿到了融资。

利用 DNA 技术“众筹擒凶”，会成为一种潮流吗？在推理爱好者的狂热背后，又有哪些阴暗面，会在意料之外，对人们和社会产生影响？

DNA“擒凶”

1959 年，年仅 9 岁的女童甘迪丝·罗杰斯（Candice Elaine Rogers）在华盛顿州斯波坎社区失踪，16 天过后，她的鞋子被两名猎人在山区发现，而后警方发现了她被埋在树下的遗体。

尸检报告显示，罗杰斯生前曾遭遇虐待，后被凶手勒死。由于失踪前她还在社区内兜售薄荷糖，所以又被称为“糖果”（Candy）。

由于证据始终不够确凿，警方始终难以被锁定嫌犯。警察曾将遇害者身上的体液进行检测分析，但遗憾的是，在联邦犯罪资料库中并没有找到能够与之吻合的对象。

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技逐渐成熟，本地也成立了愈来愈多的 DNA 检测实验室。2020 年，警方曾与其中一家接洽，但得到的回信是样本年久腐坏，无法分析出更多的结果。

直到一年之后，法医科学家布列塔尼·赖特（Brittany Wright）与 Othram 实验室进行交谈得知，后者正在研发更为先进的基因测序技术：通过法医族谱学构建出凶手档案，缩小嫌犯人选至锁定目标到兄弟三人身上，其中一人便是真正的罪犯：约翰·霍夫（John Reigh Hoff）。

而推动整个案件水落石出的，是霍夫的女儿凯西·霍夫得知自己已在 30 年前自杀的父亲，和几十年前的悬案突然产生联系，主动与警方联络提供了自己的 DNA 样本。在搜索令获准下，警方挖掘霍夫的坟墓进行遗体采样，最后确认，霍夫即为 62 年前性侵并杀害女童的凶手。

2021 年召开的警方记者会上，甘迪丝?罗杰表亲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擦去眼角的泪水｜The Spokesman-Review

而像小甘迪丝这样的案例，在美国还有很多。美国国家失踪与不明身份人口系统（NamUs）的数据，平均每年有超过 4 千具无名尸骸被发现，且每年遗骸与失踪人口的数量都在增加——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将其称之为“无声的巨大灾难”（silent mass disaster）。

让“无声灾难”不再“沉默”，是 Othram 这类的 DNA 实验室创办的初衷。实验室名称来自《指环王》中冈多主城——白城米纳斯·提力斯外的城墙，创始人 Mittelman 希望对基因进行测序、归档的技术手段，构建一个庞大的、可共享的数字化法医证据库（学界称为法医系谱学），破解积压疑案，从而成为守护社会的城墙。

设想很美好，但问题依旧存在。他们首先遇到的麻烦就是：DNA 样本过少怎么办？

其实从 1994 年，FBI 就已经开始建立 DNA 数据库了，名为 DNA 联合索引系统（Combined DNA Index System），将案件中的受害者与犯罪人员的 DNA 档案编入，从而能够快速抓获惯犯。但其中储存的样本数量与内容依旧不够详尽。

Othram 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 DNA 测序，旁边是一台 Illumina NovaSeq 6000 测序仪｜New York Time

以 2020 年刚刚结案、Othram 也同样参与 DNA 化验的“休斯敦伴娘被新郎杀害”一案来说，一般的刑事案件会给出 20 个 DNA 注记作为对比，但在这个案子上至少从数据库中比对了几万个注记，越多的注记相符，能够确认的几率就越高。

由此，DNA 样本储存越多，一定程度上越能够推动案件进展。在这种条件下，“众筹”的模式就产生了。

这里的众筹衍生出两种意味：一是通过捐款，为 DNA 测序提供足够的基金，二是捐赠自己委托商业测序公司所测出的 DNA 信息到类似 Othram、GED Match 等机构的族谱数据库中。

而参与众筹的这个群体，往往就会被称之为“DNA 侦探”。

“众筹破案”时代

去年，居住在迪拜的 Carla Davis，在 LinkedIn 上看到了 Othram 实验室发布的，关于“寻找 1978 年田纳西谋杀案凶手”的帖子，需要筹集到 5000 美元才能进行下一步的 DNA 测序。

Davis 被其中一句“我们是在为了正义众筹”所打动，直接补足了剩下未筹到的近 4，000 美元。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截至今年三月，这些 DNA 侦探们已经累计在众筹中捐赠了超过一百万美元。

在 Facebook 上，有人建立了“DNA Detectives Facebook”群组，聚集了许多与 Davis 有着相似追求的同好。这些人如此活跃的原因之一，是对“解谜快感”的追求。

对于犯罪事件的披露，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好奇心最为高涨的议题之一。即使发生在距离遥远的其他国家，也难以抑制人们想要了解更多的冲动。

Carla Davis 已经为“悬案众筹”捐赠了超过 10 万美元｜New York Times

一起复杂而悬而未决的案件，能够同时戳中人们内心对作案动机的窥探欲、对受害者的共情力、伸张正义的使命感、以及对案件调查的参与欲。它们混合起来，成为同情、害怕、刺激，又带着些快感的情绪。

来自多伦多大学的学者 Jooyoung Lee 就曾提到，当我们开始消费这种“来自现实生活中的恐怖”，会让大家觉得自己成为了故事中的一部分。

而通过社交群组和 Othram 这类向大众开放捐款或捐赠 DNA 的基因实验室，让以众筹形式侦破悬案一事彻底变成可能。正如 Davis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如果我们能够真的对于破案帮上忙，为什么还要仅仅呆在家里收听犯罪悬疑播客呢？”

法医界从业人士告诉极客公园（ID：geekpark），在国内，破案更多是依赖罪犯 DNA 数据库，将现场检材的 DNA 分型结果输入数据库对比，归属公安部管理。

而美国由于消费级基因检测市场的成熟，有需求的当事人（无论是寻根问祖或是侦破悬案）委托实验室发起众筹，逐渐形成公众的、可交叉共享的数据库。

不仅限于留有案底的罪犯，如果嫌疑人有亲属曾经向数据库提交过 DNA 采样，那么通过缩小范围的方式也能够定位。由此，“法医系谱学”应运而生。

伸张正义背后的“阴影”

当人们沉浸在冤案得雪，擒获凶手和伸张正义的满足背后，同样也有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2018 年，基因监测机构 FamilyTreeDNA 宣布向执法部门开放，并且通过与调查人员合作，让警方能够使用的基因数量几乎翻了一倍，此举当时就引发了一轮对于身份隐私的担忧争议。次年，FamilyTreeDNA 正式就此事向公众道歉。

根据 FamilyTree 持有的 200 万人 DNA 数据，能够辨认出相关几乎数亿人的身份。这意味着，如果把控不严，这些掌握大量 DNA 数据的数据库，将会引发可怕的数据隐私问题。

萨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的基因咨询师 Laura Hercher 曾经指出，应该由法律界定获取 DNA 信息的条件，而非机构本身。“（DNA）是抓捕罪犯的好方法，但也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滥用。”

通过 DNA 技术，可以追溯到一个人家庭谱系中的大多数亲人，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自己的信息进入到这个系统之中。可惜的是，一旦有人上传了自己的 DNA 信息，与其相关的亲戚，也被动地进入到系统之中，其中的隐私和法律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法。

不管是文艺作品，还是现实生活，在任何一起案件的侦破中，涉及的都不仅仅是犯罪者和受害者，更会影响到双方背后大量的关系人员。如何将先进的技术，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某种意义上要比破案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