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高考人数创下了新高,而河南又以125万居于全国之首,在网友们感叹高考大省考生压力大之时,一位网友说:“24年前我就是从河南考场走出来的,四年后我家娃即将走进北京考场。现在看来,我高考的最大意义也许是帮孩子换个队伍去排队。”
从河南到北京,都是中国,但中国人都知道这背后的差别。
从90年代末期到2008年之前,作为首都的北京是年轻人眼中开放、包容以及机会的代名词,那时在北京买房买车不需要本地户口或5年纳税证明,房价也没有太夸张,买车也不用摇号。“北漂”成为许多外地年轻人追求理想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不少“70后”漂着漂着,也真的就落户扎根北京了。
1991年至2004年,北京增加的人口中,外来人口占到63%。2008年北京市常住人员1230万,其中外地来京人员(居住超过半年)570万,但随着外地移民持续进入,北京市的落户条件也不断收紧。自2011年6月20日,北京首次提出“积分落户制”后,对绝大多数“北漂”来说,扎根北京成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而今包括房价在内的诸多因素,让“逃离北京”的声音逐渐盖过“北漂”的热潮。据《北京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到2021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88.6万人,比2020年末减少0.4万人,这也是北京常住人口在2016年达到2195.4万的高峰后,连续第五年下滑了。
五年间,陆续离开的“北漂”们,是在哪一瞬间,被“最后的稻草”压倒?
89年的张鹏差一点就留在了北京。
出生山东德州的他,大学在济南就读,2013年毕业后,在当地找了份薪资6000左右的工作。他的原计划是在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工作,稳定后将在这里买房结婚。然而,几个在北京的亲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他们(北京的亲戚们)强烈推荐我去北京那边去工作,我本意不是很想过去,但他们一直给我强调,大城市机遇多一些,不仅薪资更高,而且对我以后的发展也会更好一些。”
在亲戚们的劝说下,张鹏萌生了要去北京看一看的想法。“我当时就考虑过来试一试,也给自己定了一个预期目标,如果没找到薪资比较合适的工作,我就回去了。”
或许是张鹏的人生注定要有一段“北漂”的经历,来北京不到一个月,他就找到了份比较满意的工作。
“我记得当时我是9900入职的,而且公司的发展前景也不错,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就这样,张鹏暂时在北京留了下来,但当时的他却没想过要永久的在北京留下去。工作两年后,他在老家德州买了房,打算攒几年钱后回老家发展的。
“然而,人的想法是会随着环境而转变。”
在张鹏毕业后的几年间,互联网行业正快速发展,让程序员的薪资也水涨船高。张鹏回忆,当时的小公司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会去大厂挖人,筹码就是开出高薪资,而大公司想要挽留员工也要把薪资往上提。虽然张鹏将这称为“泡沫经济”,但他也受惠于这场“泡沫经济”,有了留在北京的底气。
“2016年的时候,我觉得以我的工资在北京买房也可以。”
张鹏回忆2016年考虑买房情景:“当时市区买不起,看的都是昌平那边的房子。又因为想的不是投资而是居住,所以要考虑很多事情,比如孩子上学问题、父母老了要来一起住等,所以房子一看就是七八个月。”
然而世事难料,不久后张鹏与定居北京失之交臂。
“短短七八个月时间,我眼睁睁的看着房价从3万涨到了4万多。评估了一下当时经济情况,我觉得我负担不起。”此时已有孩子的张鹏,为了孩子上学也不再想回老家发展,于是和不少无法定居北京而求其次的“北漂”一样,选择去天津。
在天津买房落户后,妻子就带着孩子去到天津生活,张鹏则留在北京工作,开启了节假日北京天津两地跑的日子。张鹏原计划在孩子上小学后,再辞掉工作,但疫情让他的心态发生了改变。
“因为疫情往返两地变得困难,记得又一次三个多月没能回家,孩子都不认识我了,觉得有些心酸。”2021年5月30日,张鹏结束了为期八年的“北漂”生活,回到天津与家人团聚,虽然在工作上有一些不适,薪资低一些,效率也低一些,但他还是很享受回到天津的生活。“比起北京的快节奏,天津的生活确实挺闲适,六七点大家都下班了走了,七八点路上甚至都没什么人了,走在路上觉得路很宽很广,心情很舒畅。”
未来还会考虑来北京工作吗?
“除非开很高很高的工资,就像当初诱惑我从济南去天津一样。”他最后笑道。
95年的于卿来北京是为了钱,离开北京则是想要个“家”。
不少东北年轻人向往着外出闯荡,于卿也不例外,他刚毕业就飞奔到北京,但北京却为初次到来的于卿设置了难题——直到临近过年,于卿也没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我毕业的学校并不是太好,没有名校的头衔,然而程序员这行又看资历,刚毕业的我当时找工作确实挺难的。”
过年回去后,在家人的劝说下,于卿在沈阳很快找了份工作。然而找到工作的第一天,于卿却下决心一定要重回北京。“沈阳的工资太低了,我当时的工资是3500,除去乱七八糟的发到手就2200。2018年,程序员,工资2200,这怎么活?”
带着这份不甘,在沈阳攒满一年工作年限的于卿,于2019年杀回了北京,这一次,他“北漂”的开始要顺利的多。 “我刚面试了三家,就收到了offer,然后我觉得这个公司还挺大,就直接去上班了。面试时人事问我期望薪资,其实我当时也不是太懂北京这边具体的薪资情况。我就说我想要1万块钱,然后他就很痛快的同意了。我当时还觉得挺开心,入职后才知道同期的差不多都是一万五。哎!难怪她答应的那么痛快。”
即使感觉被坑,但明显高出沈阳很多的工资让于卿更加确定来北京是正确的,半年后,公司又主动给他涨了3000的薪资。享受着涨薪的快乐,彼时的于卿并没有考虑具体的未来,只是想着就这样在北京工作、攒钱。
但到了2021年,因为疫情被封控在家,感到孤独的于卿突然想拥有一个“家”,同时他也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在北京买不起房子意味什么。“以北京如今的房价和我的工资,我是真的买不起房子。可是如果组建家庭,我也不能租房和人家女孩结婚吧?”
于卿几乎立刻有了离开北京的心,而不愿意回老家的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几个南方的新一线城市上。“我当时选定了天津、西安、武汉还有成都,但是对比了一下房价和薪资水平,最后选定了成都。”
确定定居成都后,有了社会经验的他先是网上找好了工作,确定完一切,在2021年11月24日这一天从北京首都机场飞往成都,结束了他的二次“北漂”。如今在成都已经生活一年多的他表示有诸多的不习惯,比如肠胃受不住当地的辛辣,时常拉肚子;当地的工作机会也不如北京,过来已经换了两家公司了,第一家是因为开不出工资来……
有时候他也会萌生再次重回北京的想法,但是一想到北京的房价,最终还是打消了念头。“在成都努力努力,感觉还能攒出钱来买房,在北京则是连希望都看不到了。”
生长在山西湖州的一个小镇上,94年的小慧从小就向往着大城市的生活,大四实习的时候,她就奔向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北京。“我就觉得毕业之后肯定不能在老家,我得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可是,当时的北京却并没有款待这个满怀热情的姑娘。
由于还没拿到毕业证书,小慧找工作处处碰壁,好不容易面试到一家处于初创阶段(加老板只有五人)的网站公司,老板也是山西人,对方觉得她机灵好学又是老乡,答应以3500元的月薪招她进来做新媒体运营实习生,毕业后她也正式加入这个小团队,但薪资不变。
2015年,新媒体运营行业处于比较繁荣的时期,但一直到2017年底,小慧的工资才刚涨到了4000元。随着公司慢慢发展,她手上的工作在成倍增多,除了网站、公众号以及各渠道的运营工作,她还需要对接客户、做采访、剪视频、写稿子,时常因为加班而不得不在公司过夜。“公司在国贸,我因为没钱只能住在通州北苑,有时候下班就没有地铁了。”
比起身体上的辛苦,更累的是小慧的心,小慧偶尔犯一些小错误,就会被老板语重心长地“提点”一番。“她说对我寄予厚望,所以全方面的培养我,为什么我却总犯一些低级错误?这也让当时的我陷入苦恼,觉得对不起她,现在反应过来这可能就是PUA。”
身心的疲惫,再加上朋友不断的劝说, 2018年初,小慧终于决定离职,前去义乌散心。“我当时因为工作造成身体过劳肥,正好有一个朋友在义乌开舞蹈班,邀我去减肥散心,我就想着去那边玩一个月再回来。”
在义乌,她拿到了一家还比较有名气的财经公众号运营编辑的offer,工资一万二,但她却在义乌留了下来,因为她发现,当地也有类似的公司,也需要她这样的人才。于是她给了自己三个月的时间,决定感觉不适应就再回北京。三个月过去,三年又过去了,小慧从最初的普通运营成长为所在公司的运营总监。
“说实话,义乌相对于北京,在个人发展上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个人的发展空间更多还是取决于公司的高度,但是对我而言,除了发展外,义乌更重要的是,能让我过上更好的生活。”
93年的冬阳,从“北漂”开始时,就想好了几年后就回家乡。
家住湖北宜昌一个小乡村的冬阳,大学之前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武汉,她对毕业后去向的想法,就是去比武汉更远的地方。虽然最开始选定“见识世面”的城市不是北京,但毕业半年后(2016年底),由于同学在北京的缘故,她还是当了一名“北漂”。
刚来到北京的冬阳住在北京的边缘——大兴天宫院,在一家生产医疗器械的公司里做文员,工资6000。因为工作的楼宇在工厂里,远离市区和人群,荒凉的环境让她感受不到大城市繁荣生活和快节奏的意义。于是,2017年5月,冬阳辞掉了工作搬到了朝阳大悦城附近,也找到了“快节奏”工作——VIPKID(儿童在线英语教育)里的班主任(负责给划分到自己手上的学生约课、解答问题以及二次销售课程)。
这份工作确实节奏很快,每天手机不离手,随时回复家长们的各类问题,常常忙的吃不上饭,也无法正常节假日休息。但这份工作带来的收入也是可观的,据冬阳回忆,2017年的国庆,加班四天的她当月算上提成总共拿到了三万多的工资,到过年时,她已经攒下了十多万。
于是冬阳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攒够三十万就回老家,因此即使工作再辛苦,她也几乎不请假。“很长一段时间,我手里对接的孩子超200个孩子。”由于回复家长问题及时且耐心,她手上对接的孩子回购率(再次购买课程)也是很高。“当时孩子教育行业很火,几乎每天都有孩子进来,家长们花几万、十几万买课程都不带喘气的。”
2019年上半年,体验够了高薪和快节奏生活的冬阳将回老家提上了日程。为了告别她的“北漂”生活,她将攒下的调休都用上,和朋友去了一些之前因为工作没时间去的地方,又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带父母去从四川、广西转了一圈,最后在2019年11月份彻底结束了她的这段“北漂”生涯。
回到宜昌的她很快也找到了一份成人培训课程顾问的工作,虽然对接对象从学生家长到了学生自己,但因为是相同性质的工作内容,她很快就能上手。谈起后来国家实行“双减”政策,她打趣称,可能是自己有了预知感应。
宜昌的薪资无法和北京的比,曾经月薪几万的冬阳,现在却只有五六千的月薪。她也很坦然:“我回来已经做好了这里薪资低很多的心里准备,这也是我在北京拼命攒钱的原因。对于我来说,钱够花就行。”
回家的冬阳也完成了人生大事,去年八月和回家后认识的对象结了婚,如今她对生活十分满意。“年轻时,我为大城市的灯红酒绿痴迷,如今小城市的安稳岁月同样让我沉沦。”
(文中受访者均是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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