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评论员 杜恒峰

先是4名大汉上门夺走几十枚印章，现在又是20多人上门撬开保险柜抢公司资料，当当网创始人夫妻“庆渝年”的闹剧进入了第二季。

庆渝之争，似乎陷入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逻辑困境。财产分割和离婚，两者互为预设条件：由于财产分割难以厘清，婚姻关系便无法终结;而离婚不得，财产分割也无法进入执行阶段。面对死结，李国庆举起了“快刀”，想要通过抢夺公章和公司文件的办法斩断万千烦恼。但公司是个法律实体，其控制权绝非几枚公章和一堆文件所能决定。本应由司法途径解决的问题，李国庆却诉诸蛮力，这只会加剧这场纠纷的破坏性。

夺章成功的李国庆，确实给俞渝一方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他召开临时股东会，选举自己担任当当董事长及总经理，罢免俞渝董事之职，还中止当当的裁员流程。尽管李国庆在舆论上一直试图将夫妻之争与公司经营区分开来，但实际控制人打架，怎可能不殃及公司业务和员工工作?

几十或者几百元，就可以刻一枚印章，这种廉价商品，却是公司日常治理的核心工具。合同的订立，税务的处理，人员的调整，银行账户的设立都离不开印章。通常，印章应当掌握在法定代表人手中，但是如果印章不小心落入他人之手，或者被他人冒用，那就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

当当“为章所困”并不是个案，而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比如安谋中国(ARM)要罢免CEO吴雄昂，而吴掌握了公司公章并以此发布官方声明以及高管联名信与股东们直接对抗，股东们如果想重新刻公章，那必须得有营业执照，但营业执照也在吴手里，这让股东们一筹莫展;还有全球比特币矿机第一生产商比特大陆，两位创始人也爆发了抢夺印章和营业执照的暴力冲突;又比如最近的“逗鹅冤”，也是老干妈的公章被冒用，导致腾讯被骗利益受损。至于那些银行遭遇“萝卜章”被骗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

“印者，信也。”有几千年历史的印章，其原始作用就是代表信用的工具。既代表信用，其权限范围就不应当脱离信用主体授权;既是工具，那就应当服务于人的需求。但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到，在特定情况下，掌握印章(即便是假印章)的人所能行使的职权大大超过了信用主体的授权范围，且印章也并不能完全解决信任问题。在古代熟人社会，印章与个人声誉捆绑，具有极强的约束力，但到了现代信用社会，个人信用和企业信用分离，如果仍然迷信印章的效力，宁愿相信印章却不愿意相信掌握真正权限的那个人，那类似当当这样的事件还会继续发生。

如何规避印章的局限性，避免当当悲剧重演?技术手段是一方面，比如利用区块链技术难以篡改的特性，可以解决“萝卜章”的问题。当然，印章也可以电子化——如果电子印章被广泛使用，那实体印章的必要性就大大下降，最终可能会被锁进银行保险柜，没人可以夺走;另一方面，企业自身的业务流程应当更加重视签字而非印章，这在信用发达的国家是普遍习惯，比如在供应链环节，类似当当这样的核心企业就有条件进行这样的流程改造，当然这样的改造更有赖于法律层面的改进，新的操作规范只有在全社会得到应用，才能建立起统一的信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