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返朴 （ID：fanpu2019），作者：霜晨月

历史上的梵高，现实中的金晓宇，影视剧中的安迪，无不展示了天才人物所要承担的巨大风险。大自然为人类提供了某种可能，但让可能变为何样的现实，取决于人类自己。

撰文 | 霜晨月

相信很多人都读过《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这本有趣的书。书中收集了许多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访谈，作者认为：哲学家与疯子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只是在想，而一个真正地去做了。

虽然这本书备受争议，但它成功地挑动了读者的好奇心。在这些被加工成近乎传奇的故事背后，是否有相应的科学依据呢？

在真实的历史中，我们的确发现不少众所周知的名人与精神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每年的 3 月 30 日被定为世界双相情感障碍日，便是为了纪念 19 世纪的天才画家梵高。才华横溢的印象派画家梵高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大量惊世之作，同时也一辈子都在与双相情感障碍做斗争。电影《美丽心灵》的原型纳什虽然是举世闻名的数学家，几乎每一个学过博弈论的人都知道以他名字命名的“纳什均衡”，但他也患有精神分裂症，后半生为此饱受折磨。爱因斯坦的次子爱德华∙爱因斯坦是一名出色的钢琴演奏家，但不幸在不到 20 岁时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2022 年 1 月，《杭州日报》发表《我们的天才儿子》一文，主人公翻译家金晓宇的人生故事受到广泛关注，甚至被称为“杭州版《美丽心灵》”。金晓宇幼年时单眼失明，后确诊为躁郁症（即双相情感障碍），却在翻译领域有很高的造诣，自学掌握英语、日语、德语，十余年间共翻译 17 部著作，约 600 万字。

此类例子还有很多。这不由得让我们怀疑，天才的另一面注定会是疯子吗？是否一个人一旦被赋予了某种天赋，也就可能因为非凡的创造力而蒙受患上精神疾病的诅咒呢？

“天才”与“疯子”的共同特点

通常我们所说的疯子特指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下文简称“精分”）患者。这是一种严重的慢性精神疾病，以感知觉、思维、情感、行为等多方面障碍为特征，并伴有精神活动的不协调。另外，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下文简称“双相”）患者在躁狂发作阶段也会表现出一些疯狂的症状。

在心理学中，有创造性的人被定义为“能够使用新颖方法，在认知活动中产生与常规模式不一样的想法或者表达方式”的个体 [1]。因此，能产生异于他人的想法，是创造性的一个重要前提。文艺界与科学界的天才通常都具有极高的创造性。

而在精神病学中，精分与双相发作时都因患者的认知与情感过程发生了改变，导致他们会产生异于常人的想法 [2]。以精分患者为例，虽然他 / 她们通常表现出现实推理能力降低，但这种不受现实认知拘束的风格似乎在艺术创作中具有某种优势。这是否意味着精神疾病与创造性特质可能具有共同的遗传基础呢？

共同遗传基因的相关研究

为了研究创造能力与精神疾病的关系，研究者通常采用两种方法：①评估杰出的创造性人才中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或者②测量精神疾病患者及其亲属的创造性水平。在一项来自于瑞典的包含 30 万被试的大样本研究中，科学家发现，患有精分或双相的病人及其兄弟姐妹往往也在创造性领域工作比较突出，并且这样的重合似乎独立于智商因素 [3]（也就是说与智商无关）。

那么，是否有可能存在同一套遗传基因，同时作用于精神疾病与创造能力呢？研究这样的问题需要大规模的样本，而不能仅仅集中于少数精神病人，因此研究者们采用了多基因风险分数（Polygenic risk scores, 简称 PRSs）的方法来探测一个人患精神疾病的风险，并进一步探索精神疾病与创造性的关系。

对于许多复杂疾病，通常单个基因变异不足以评估个体患病的风险。多基因风险评分的方法可以将人类基因组中许多基因变异的影响汇计为一个总分数，从而评估一个人患上某种复杂疾病的风险有多高。这种方法已经被证明对多种常见病具有预测价值，并广泛应用于临床与研究中 [4, 5]。对不同的个体而言，与某种复杂疾病相关的多个基因的组合也不一样，因此每个人会在特定的复杂疾病上得到一个特定的 PRSs 分数。通常认为，个体在某种疾病上的 PRSs 分数越高，患这种病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 2015 年《自然・神经科学》（Nature Neuroscience）发表的一项文章中，研究者选取了来自冰岛的、包含 86292 个被试的大样本，测试 PRSs 分数在大样本中对相应精神疾病的预测能力，结果发现，精分和双相各自的 PRSs 分数都能准确地探测出本人或者亲属患有这两种疾病的被试（其中包括 583 个精分的患者与 500 个双相的患者）。

接下来，研究者计算了被试的 PRSs 分数与其创造性的相关程度。所谓具有创造性的个体，在该研究中被定义为“从事演员、舞蹈、音乐、视觉艺术和作家五类职业”的被试。计算结果发现，精分的 PRSs 分数与创造性的相关度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 _精分 = 5.2 × 10⁻⁶），双相亦如此（P _双相 = 3.8 × 10⁻⁶）；而在其他职业（即不需要发挥创造性的职业）中，这种相关并不显著。

以上两个实验说明，一个人检测得到的针对精分和双相的 PRSs 分数能够准确地预测他 / 她患有这两种疾病的风险，分数越高，相应的患病风险越大；同时，患病风险大的个体也更有可能从事创造性相关的职业。

那么，患病风险与创造性的相关会不会受到个体的一般认知功能水平影响，或者与个体的教育程度有关系呢？研究者也计算了 PRSs 分数与教育程度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双相的多基因风险分数越高，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很可能也越高。精分亦是如此。并且，这两种疾病的高风险人群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也明显更多。

不过，在排除了教育程度的影响之后，精神疾病的 PRSs 分数依然与创造性有关联。这就说明，无论智力如何、是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罹患精神疾病风险较高的这部分人群，创造性也比普通人群要更高。创造性与精神疾病（精分与双相）有着相同的遗传来源 [6]。

这个结论有没有可能仅限于这一批冰岛人样本？换一批人群，也能得出同样结论吗？为了验证这种关系是否能在其他样本中发现，研究者又在荷兰与瑞典的四个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ies）中使用能够进行量化分析的创造性成就问卷（Creative Achievement Questionnaire, CAQ）做进一步验证，发现在这些来自于不同国家的样本中，精神疾病的 PRSs 分数与创造性成就水平的相关依然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这就意味着，“即便是不考虑教育程度的影响，更有可能患上双相或者精分的那部分群体，创造性也要比普通人群更高”，这个结论很可能是普适性的。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只是一种相关关系，并不能进一步推断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以现有的证据来看，我们还不能认定“容易发疯”能提升创造性，也不能认为高创造性会导致一个人“更容易疯”。这种相关还有可能与某种未知的其他变量有关，它们可能构成共因关系。例如，可能特定的遗传基因组合就是两者的“共因”，它一方面增大了某个群体患上双相或者精分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更具创造性。

对于这样一项发表在 Nature 子刊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所使用的计算方法并不复杂，但研究者花费心血采集了较大的样本量，且前后几个实验设计对于最初假设的验证是非常严谨的。这正是心理学研究的特色：难点往往不在于复杂的统计方法，而在于如何选择和发现一个好的问题，能获取充足的资源以收集到数量足够的样本，能确保采样无偏，以及确保研究结果可以被重复验证。

超越遗传：基因以外的可能性

通过以上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界似乎在赋予一些人创造性天赋的同时，也增大了他们患上精分或双相的可能性 —— 就像是“天才的诅咒”。这真的是大自然的旨意吗？实际上，现有的研究中尚未发现能够从人类进化的角度对此做出解释的理论。

不过，2018 年有一篇在瑞典使用了大样本被试的研究发现，在大学里接受了艺术教育的学生成年后有更高的风险患上精分、双相和单相抑郁 [7]。因此，到底是某种基因或基因组合赋予了一个人高创造性，同时诱发了精神疾病，还是 —— 也有可能 —— 某个群体由于接受了艺术类教育，从而具有更高的创造性，同时患上精神疾病的风险也增大了？

那么，若一个人既有可能创造力很强，甚至达到天才的程度，也有可能患上精神疾病变成疯子，他要如何面对这样一种诅咒呢？

幸运地是，迄今为止，许多发展心理学或者精神病学研究都发现，个体的发展往往是在遗传与环境的多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动态展开的 [8]；而精神疾病与情绪问题也是在遗传基因、社会经济地位与父母教养方式等多方面影响的共同作用下才会形成 [9]。

虽然创造性与精神疾病的相关似乎给许多不幸天才的命运披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但需要注意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情况其实并不像某些特例或者小说中写的那样。一个人同时是天才与疯子的可能性很小，精神病医院中的精分和双相患者大多存在程度不等的认知功能与社会功能不全，需要家属的辛苦照顾。

另外，也有一项元分析研究发现，测量创造性所使用的量表类型、量表内容，以及精分的严重程度，均会影响研究者对创造性和精分关系大小的判断。创造性和精神病理似乎遵循一个倒 U 型曲线的关系，轻度的精神分裂症状能够促进创造性，然而精分的完全表达却会破坏创造性 [10]。

前几年很火的《欢乐颂》中，高智商女主安迪的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同母异父的弟弟也住在精神病院，安迪一直很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和母亲一样精神分裂。这样的情节设定的确符合科学家得出的“创造性与精神疾病（精分与双相）有着相同遗传来源”的结论，但根据目前的总体研究，或许她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安迪只有一方亲属患病，而她从小生长的环境令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大大降低了患病风险。而这样的遗传基础（存在轻度的精神分裂症状风险）加上在美国接受的精英教育，也许反而让她充分发展了创造性的天赋，成为金融奇才。相比之下，安迪的弟弟父母均为精分患者，且从小无人收养，在恶劣的环境下更多地受到了双亲基因中能造成精神分裂的负性影响，最终成了疯子。从群体的视角来看，这些患病的个体似乎是这样一个具有创造性天赋的人群中基因传递过程中部分不幸地成长在不良环境里的牺牲品，因此对这一类病患，我们更应该多一些尊重与慈悲。

或许，对于安迪姐弟这样精神疾病遗传风险较高的人来说，如何根据自己的特点主动选择适合的环境与职业，尽可能合理地利用好与风险相伴的一些天赋或特质，通过后天教育与自身调节来控制患病风险，并更好地发挥出自己创造力方面的优势，才是最关键的吧。

参考文献

• [1] Heilman Kenneth M., Nadeau Stephen E., Beversdorf David O.(2003). Creative innovation: possible brain mechanisms. Neurocase, 9(5), 369-79. doi:10.1076/neur.9.5.369.16553

• [2] Sachdev Perminder S., Blacker Deborah., Blazer Dan G., Ganguli Mary., Jeste Dilip V., Paulsen Jane S., Petersen Ronald C.(2014). Classifying neurocognitive disorders: the DSM-5 approach. Nat Rev Neurol, 10(11), 634-42. doi:10.1038/nrneurol.2014.181

• [3] Kyaga Simon., Lichtenstein Paul., Boman Marcus., Hultman Christina., Långström Niklas., Landén Mikael.(2011). Creativity and mental disorder: family study of 300,000 people with severe mental disorder. Br J Psychiatry, 199(5), 373-9. doi:10.1192/bjp.bp.110.085316

• [4]Torkamani Ali., Wineinger Nathan E., Topol Eric J.(2018). The personal and clinical utility of polygenic risk scores. Nat Rev Genet, 19(9), 581-590. doi:10.1038/s41576-018-0018-x

• [5]Lewis Cathryn M., Vassos Evangelos.(2020). Polygenic risk scores: from research tools to clinical instruments. Genome Med, 12(1), 44. doi:10.1186/s13073-020-00742-5

• [6] Power Robert A., Steinberg Stacy., Bjornsdottir Gyda., Rietveld Cornelius A., Abdellaoui Abdel., Nivard Michel M., Johannesson Magnus., Galesloot Tessel E., Hottenga Jouke J., Willemsen Gonneke., Cesarini David., Benjamin Daniel J., Magnusson Patrik K E., Ullén Fredrik., Tiemeier Henning., Hofman Albert., van Rooij Frank J A., Walters G Bragi., Sigurdsson Engilbert., Thorgeirsson Thorgeir E., Ingason Andres., Helgason Agnar., Kong Augustine., Kiemeney Lambertus A., Koellinger Philipp., Boomsma Dorret I., Gudbjartsson Daniel., Stefansson Hreinn., Stefansson Kari.(2015). Polygenic risk scores for schizophrenia and bipolar disorder predict creativity. Nat Neurosci, 18(7), 953-5. doi:10.1038/nn.4040

• [7] MacCabe J H., Sariaslan A., Almqvist C., Lichtenstein P., Larsson H., Kyaga S.(2018). Artistic creativity and risk for schizophrenia, bipolar disorder and unipolar depression: a Swedish population-based case-control study and sib-pair analysis. Br J Psychiatry, 212(6), 370-376. doi:10.1192/bjp.2018.23

• [8] Lenroot Rhoshel K., Giedd Jay N.(2011). Annual Research Review: Developmental considerations of gene by 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J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 52(4), 429-41. doi:10.1111/j.1469-7610.2011.02381.x

• [9] 徐家华，周莹，罗文波，等.人类情绪发展认知神经科学: 面向未来心理健康与教育 [J]. 中国科学（生命科学）,2021 (6):663-678. DOI:10.1360 / SSV-2020-0285.

• [10] Acar Selcuk., Chen Xiao., Cayirdag Nur.(2018). Schizophrenia and creativity: A meta-analytic review. Schizophr Res, 195(undefined), 23-31. doi:10.1016/j.schres.2017.08.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