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通讯如何中兴(中兴通讯咋样)

作者孙不悟空，本文系基于公开资料撰写，仅作为信息交流之用，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2011年，中兴营收863亿，华为2039亿，一倍的差距。

2020年，中兴营收1015亿，华为8914亿，八倍的差距。

作为共同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的伙伴，中兴(SZ:000063)这个曾经与华为其名的通信老大哥，近十年营业收入增长几乎停滞，利润寥若晨星，千亿级别的营收扣非净利却从没有超过30个亿，制裁风波后更是节奏不断。

适逢5G大规模建设，因此本文将研究中兴各业务情况、发展受限的原因，讨论在未来中兴重振雄风的可能性。

目录：

一、5G设施建设正值高峰期

二、设备商四大龙头格局稳定，华为中兴相对占优

三、与华为同路不同命

四、三大业务情况各有不同，多元化发展受限，盈利能力堪忧

五、中兴的管理层变迁与两次制裁

六、技术研发成果显著，但仍存两大隐患

七、中兴的未来：稳中求进，难有破局之道

5G设施建设正值高峰期

每一代的网络科技浪潮，都是一个先网络建设，辅以终端普及，而后推动内容与应用上量的过程。

具备近十倍于4G的网速提升，结合5G手机、可穿戴设备、VR虚拟现实设备、新能源汽车等丰富的终端，5G时代将会在未来5-10年带来包括VR／AR游戏、无人驾驶、健康医疗、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样化应用的爆发。

而5G通信网络的建设是新一代网络科技浪潮的开始，又作为我国“新基建”之首，意义重大，理所应当走在最前端。

根据中国信通院估算，5G建设分为三个阶段，对整体经济拉动将达到万亿级别。

看得太远就对应着太大的不确定性，我们聚焦2021-2025年，即前两个阶段，靠政策和业务发展需要驱动运营商投资建设。

从我国运营商历年的资本开支看，2015年左右4G建设高峰后开始回落，基本维持在3000亿左右，近两年随着5G起势重新开启正增长。

从全球角度看，运营商们在部署新增5G投资的同时，4G网络建设投资仍将在未来几年内保持平稳扩容。根据GSMA预测，2020-2025年期间全球运营商整体网络投资额将达到1.1万亿美元。

我们再对5G基站建设数量进行推算：

假设：1）4G频率按2.4GHz，5G频率按3.5GHz测算；2）基站通过蜂窝形式覆盖的，近似以圆形来模拟；3）5G信号达到4G相同的覆盖。

那么，传输损耗 = 20LogF + 20LogD + 32.4 其中，F是电磁波的频率，D是传输距离。

结论：1）4G基站覆盖距离是5G基站的1.5倍；2）4G基站覆盖面积是5G基站的2.1倍；3）若要达到与4G相同的覆盖，5G基站数量约是4G的2倍。

由于在实际应用中，除了以3.5GHz组网，也会使用2.6GHz，因此保守估计，5G基站数量至少是4G基站的1.2-1.5倍。

国内4G基站共约544万个，全球约1088万个，我们按照最保守的1.2倍测算，则国内5G基站约为653万个，全球5G基站数量将超过1300万个。

2020年工信部规划新建5G基站超过50万站，但是三大运营商在2020年9月便提前完成此目标，整个2020年新建了超过60万站。2021年工信部肖部长公布要新建5G基站最低60万站，以实现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覆盖，合理推测今年实际建设可能为80万站左右。

因此，在行业趋势、政策、运营商积极性叠加下，预计2021-2023年将成为我国建设5G基站设施的高峰期。

设备商四大龙头格局稳定，华为中兴相对占优

通信行业可以理解为由运营商、设备商以及合作方组成。运营商的资本开支直接来到设备商手里，也就使华为、中兴、爱立信这类专门研发制造通讯设备，卖给运营商硬件、软件和服务的企业首先受益。

经过多年的竞争、并购，全球通信设备商目前已形成四大龙头，分别是华为、中兴、爱立信、诺基亚，格局空前清晰。

在可预见的时期内，龙头厂商份额还会扩张，马太效应将愈发明显。

为什么呢？

首先，通信设备行业是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的行业，为了完成持续的技术迭代和产品升级，需要持续大规模研发投入支撑。

近五年，四家公司每年都投入巨额的研发费用，尤其华为，投入最多且年年正增长，2020年华为年报研发支出更是达到1418.93亿人民币，最低的中兴20年也投入了148亿元，普通公司根本没法承受。

其次，网络升级演进的研发投入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每一代新的通信网络都需要具备向下兼容的能力。主要厂商拥有的大量技术储备，在不断迭代的专利布局中构建强大壁垒。

此外，龙头企业掌握的庞大供应商资源、规模效应带来的成本控制和服务能力都让小企业望尘莫及，新进入者更是难以迈进门槛。

在前四设备商中，除了技术竞争，成本控制、运营服务能力显得更加重要。中国企业则具备较大优势，有望进一步提高份额。原因主要在于两点。

一是中国5G技术、建设进度、产业链完备程度、经济体规模等多方面全球领先，为国内公司提供了良好的产业环境。

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CTIA）2019年联合电信咨询公司Analysys Mason发布的《Race-to-5G-Report》报告中，重点分析频谱可用性、牌照和部署计划等方面，比较了全球各国市场的5G进度情况，将中国、韩国、美国、日本列为5G整体准备进度的第一梯队。

中国、美国、欧洲的5G投资在通信网络投资中占比更是达到90%左右，遥遥领先其他区域市场的60-70%。国内通信产业链在上游也正在实现由点及面的突破，中低端市场国产替代已部分实现，但高端产品尚有差距。

二是中国所处的时代，工程师红利为国内厂商缩减了大量成本，盈利能力更强。

当前中国每年工学类普通本科毕业生超过140万人，数量众多，工资需求低于欧美。从人均创收薪酬比来看，华为和中兴远高于爱立信和诺基亚，具备较高的投入产出比。

从营收和净利润角度看，华为的净利润一骑绝尘，中兴除了2016、2018年受到制裁外，利润基本为正，中国厂商整体发展势头优于爱立信和诺基亚。

从全球份额变化趋势看则更加明显。根据Dell’Oro的测算，华为和中兴两家设备商份额占比向上，2020年合计已经占据全球40%以上的市场份额，爱立信、诺基亚却呈向下走势，所以说，中国厂商的优势是客观存在的。

与华为同路不同命

随着通信市场的发展，运营商营收压力增大，整体行业利润变薄，对于设备商的成本管控和端到端服务能力要求不断提升。

设备商也借着自身优势，顺互联网大势进行IT（信息技术）和CT（通信技术）的融合，涉足通信设备、消费者终端、芯片设计、云计算等多元领域，向ICT的端到端全产品线解决方案进行深化布局，谋求多元化业务和新的利润增长点。目前仅有华为成功从CT企业成长为ICT科技巨擘，营收与利润依然保持高速增长，与中兴的十年发展停滞形成强烈对比。

同属中国龙头通信设备商且共同发迹于上世纪80年代，为什么会同路不同命呢？我们下面对中兴通讯进行深入的探讨。

三大业务情况各有不同，多元化发展受限，盈利能力堪忧

中兴通讯有三大业务，运营商网络、消费者业务、政企业务。

运营商网络聚焦运营商客户需求，提供无线网络、有线网络、核心网、电信软件系统与服务等创新技术和产品解决方案；消费者业务聚焦消费者的智慧体验，主要生产销售智能手机、路由器等终端产品；政企业务聚焦政企客户需求，基于通讯网络、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以及相关核心ICT产品，为政府及企业信息化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在三个业务中，运营商网络是大头，对公司整体营收影响最大，营收占比从2016年的58.16%提高到72.96%，直接决定了中兴的业绩稳定性，而消费者业务和政企业务则是向多元化ICT公司迈进的关键。下面我们结合上图对三大业务一一探究。

（一）运营商网络业务稳定上升，占比中国三成、全球一成

在前文的全球设备商份额走势图中，我们看出中兴份额呈现缓慢稳定上升的趋势，已经基本占据全球10%的基站建设。而在国内，华为中兴更有优势，分别占据近60%和30%的份额。

在去年中国移动5G第二期基站主设备集采中，共28个省份发布结果。其中，华为拿到全部28个标包的第一份额，合计中标13.3万站，总份额57.2%；中兴拿到26个第二和1个第三份额，合计中标6.7万站，总份额28.7%；爱立信拿到2个第二、14个第三和1个第四份额，合计中标2.7万站，总份额11.5%；大唐（及信科联合体）拿到8个第三份额，合计中标0.6万站，总份额2.6%。

从整体报价看，华为、中兴中标均价都在16万元/站左右，爱立信和大唐略低，诺基亚出局，国内份额向国内厂商进一步倾斜。

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2020年5G招标中，中兴通讯也拿下了33%的份额，可见其运营商业务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不过，根据一些ISP前员工的论述，中兴设备跟华为比在稳定性上有所差距，华为没有吞下更多份额是因为运营商要搞“均衡之道”，防止一家独大。这或许带有主观色彩，但从华为拿下全部28个省份的第一份额，并在全球的份额上升速度更快，可以看出华为的竞争力确实非同一般。

未来中兴在运营商网络业务的战略部署上，以稳中求进为主。2020年报业绩说明会上，中兴表示了要确保国内份额，优化海外布局。

我认为，国内对华为中兴比较偏向且份额固定的情况下，中兴长期保持30%的份额不难，国外则压力较大，关注能否从爱立信、诺基亚口中夺食。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知道，5G未来几年基站建设规模大，整体行业转暖，因此中兴的运营商业务保持稳定上升是大概率的。

（二）消费者业务萎靡，市场存在感低

消费者业务方面，公司手机业务在小灵通和非智能机时代曾是国内乃至国际的领军品牌，而如今却萎靡破败，仅看近五年，中兴的消费者业务营收就从334.5亿腰斩至161.6亿。这也是跟华为反差最为强烈的地方，华为的2020年报中，消费者业务收入达到4829亿元，是中兴的30倍。

这里我真的想吐槽中兴。手机业务做的太差，旗下几个品牌Axon、红魔、努比亚系统更新很慢，系统优化差，相比华米OV、苹果三星丝毫没有存在感，甚至比起魅族一加也差太多，被归于others。

而且，中兴的营销弱，广告力度小，在那岩、钟文泽、小白这些数码大V那里很少见到评测，导致恶性循环，逐渐被年轻人边缘化。再看中兴自己的发布会，下图截取的是去年9月中兴的首款屏下摄像手机Axon 20发布会最后的卖点整理，有什么感受呢？

反正我是没有从这画风上感受到一丝科技感，倒觉得很像一些无良网页上的广告，逃还来不及，别谈有什么购买欲望。

根据调研纪要，中兴表示未来在消费者业务上投入时会考虑产出比，将重心放在不亏损上，也就意味着幻想像华为一样实现破局基本不可能了。

（三）政企业务不见起色，中兴欲加大投入

政企业务主要指为政府、企业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中兴自2002年开始自主研发文件数据库、内存数据库、分布式数据库等产品并大规模服务于电信领域，在政企领域已有近二十年积累和沉淀。

尤其14年启动的分布式金融数据库GoldenDB，完全自主研发，申请核心专利超过200件，于2019年10月26日在中信银行新一代信用卡核心系统投产，后又在中信银行总行账务核心业务系统投产，支撑3亿用户，日均交易量达到3亿笔，检验了产品的稳定性、可靠性。

在运营商业务稳定、消费者业务惨淡的情况下，中兴对政企业务愈发重视。

2020年中兴通讯在政企市场的产品研发投入就已经翻倍，21年将持续加大政企营销资源投入，全力支撑政企业务拓展，还将加大研发专项投入，让行业新方向云网底座解决方案能够落到实处。

在新能源汽车兴起过程中，中兴能否抓住机遇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毕竟旗下几家子公司已经发展数年，拥有做汽车电子所需的硬件、软件、操作系统、连接、大数据等能力。

上个月2号，中兴通讯内部更是发文称将成立汽车电子产品线，同时将设立汽车电子团队，隶属于系统产品技术规划部，负责汽车电子领域的统一业务规划和经营，帮助车企在整个电动智能网联上提供新的服务。副总裁王翔表示，“智能和网联是中兴的传统强项，因此中兴成立汽车电子产品线是技术发展水到渠成的事情，是ICT业务的延伸。”

总而言之，中兴在政企业务上决心很足，战略上聚焦能源、金融、互联网、交通、大企业，研发向IT的产品做倾斜。在政企业务好几年维持90亿营收的情况下，20年终于达到112.7亿，同比增长23.1%，而在21年公司更是对政企增速提出了>50%的要求，如此明确的目标，大概率能达成，未来有望成为公司多元化发展的重中之重。

（四）利润稀薄，改善盈利能力迫在眉睫

作为营收千亿的公司，除了12年盲目扩张和18年制裁的情况下亏损三四十亿，扣非净利润常年在10亿、20亿附近，明面净利润多靠出售资产等非经常性损益，还多次增发补充现金流，扣非净利率仅仅1%、2%。而营收几千亿的华为凭借各条业务线较好的增长态势，净利率始终保持在10%左右，同时年复合增速达到10.8%。

为什么利润如此稀薄呢？

一是毛利率相对偏低。中兴的整体毛利率略高于30%，而华为、爱立信、诺基亚、苹果、三星等通信、科技巨头都在40%左右。

查看三大业务毛利率，运营商网络毛利率较高，对公司盈利拉动贡献最大，政企业务保持稳定，而消费者业务的过低毛利率是公司整体毛利率偏低的主要原因，但中兴已经更加注重此业务的投入产出比，即使其终端市场进一步萎缩，也要提升毛利率。

二是公司费用高，成本下不去。研发费用率在12%-15%，为了维持行业内地位，这项大支出是不可或缺的。三费比例则在13%-14%左右，管理费用走高，内部消耗大，为了控制成本，在16年受到制裁之后，高额的罚款、现金流的紧迫让中兴被迫砍掉大量营销费用，这可能也是其消费者业务更加萎靡的重要原因。

综合来看，中兴利润利润微薄的主要解决方法应该是提高消费者业务的毛利润和降低管理费用。

所以，中兴在稳定运营商业务、加大政企投入的同时，牺牲消费者业务的破局是改善公司盈利能力的合适选择，以此争取帮助公司改善现金流，重回良性发展轨道。

至于中兴的管理，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点，我们用单独一部分来探索。

中兴的管理层变迁与两次制裁

文革之后，陕西西安一名中专学校老师进入航天部691厂，成为技术骨干，因为勤奋钻研，之后又迅速被提拔为科长，并在改革开放初期同钱学森一同前往美国参观考察，他就是中国通信业教父级人物侯为贵。

回国后，侯为贵开始跟进半导体技术，1985年，侯为贵在深圳正式创立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1987年，同样在深圳，亦敌亦友的华为在南油新村的居民楼里诞生，比不上中兴的科班出身。

1988年，国内通信行业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实行“政企分开、邮电分营”，给通信行业带来了大机遇，侯为贵也坚定的投入其中，聚集了殷一民、宋忠慎等青年才俊，走上自主研发的民族通信企业之路。

此后几年，先后研发出自主产权的国产化第一台数字程控交换机ZX500、小容量数字局用交换机ZX500A、HJD04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促成国产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崛起，销量也逐步攀升，1992年仅ZX500A销售额就突破一个亿。

1992年，侯为贵希望将经营利润继续投入到研发中，尽快推出ZX2000数字局用机，而部分股东则认为，应该见好就收，将利润用于分红。当年12月，矛盾愈加激化后，以侯为贵为首的中兴核心技术骨干集体出走，以个人集资方式成立深圳市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

1993年，中兴维先通与691厂、深圳广宇工业公司共同出资创建了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两家国有企业控股51%，维先通控股49%，但是经营责任由维先通负责，成为了真正的国有民营企业。

股权改革解放了中兴的枷锁，开始更大刀阔斧的研发创造，先后推出2500门数字用户（专网）程控交换机ZXJ2000A、ZXJ10大容量数字局用交换机，获得巨大成功，ZXJ10更是被邮电部认定为能与国际一流机型相媲美的最好机型，为中兴后续产品打下了坚实基础。

1995年，规模日渐膨胀的中兴开始战略转型，侯为贵提出发展战略的“三个转变”：产品结构从单一的交换机设备向多元化产品转变；目标市场从农话市场向本地网、市话网扩展；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拓展。于是，中兴启动了GSM、CDMA、路由器、光传输、智能网等一系列新产品的研发。

1997年11月18日，中兴成功在A股上市，名称定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人数2600人，是当之无愧的民族通信产业老大。

1998年，人大会议决定在原电子工业部和邮电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信息产业部，中国通信开始进入移动通信时代。

中兴凭借CDMA、小灵通、手机三板斧在接下来几年里顺风顺水。不过，当时中兴的手机战略是与运营商捆绑销售，在营业厅卖，手机上没有ZTE的LOGO，因此丧失了自主品牌的形成能力，为其后二十年的手机困境埋下了祸根。

2004年后，智能机时代来临，3G开始大发展。中兴在CDMA和小灵通业务上积累的大量现金，本可以发展的更好，然而一系列的战略错误葬送好局。

首先是一把手侯为贵与任正非的不同性格。侯为贵作为国企代表，性格稳健，看重政府政策，在一些抉择上更为迟疑，任正非则军人出身，杀伐果断，二者性格就像牛与狼。

其次是高管队伍，在WCDMA 3G网络市场，高管队伍过于关注融资项目，缺乏拿下真正主流客户的魄力，迟迟没有突破重点运营商。国际化发展也不坚决，在员工本地化问题上反复无常，最终也没能培养出可以依赖的本地员工队伍。

中兴的产品上，CDMA虽然强大，终究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被历史车轮抛弃，产品水平没有在摸爬滚打中提升。

2010年左右，中兴内部CDMA和WCDMA合并，产品力上扭转了局面，但行业竞争是冷酷的，对手不会等你，华为此时已经突破了海外高端市场。当年3月，殷一民宣布辞任总裁，由史立荣接任。

史立荣上任后，中兴做出了一系列战略调整，过于注重市场扩张，忽略了利润和现金流，2012年，造成了中兴自上市以来首次亏损，期间还流失了部分研发骨干。

2016年3月7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即宣布对中兴通讯实施出口管制，之后3月24日，设立临时普通许可证，在临时许可证到期前不对中兴进行出口限制，并在之后的一年内连续四次对该临时普通许可证延期。

2016年4月，史立荣等三位高管卸任，赵先明出任中兴通讯CEO兼董事长，创始人侯为贵则担任非执行董事长，英雄迟暮，正式退休。

2017年3月8日，中兴承认了3项指控。同时也宣布接受8.9亿美元罚款，此外，美国BIS还对公司处以暂缓执行的3亿美元罚款，在公司于七年暂缓期内履行与BIS达成的协议要求的事项后将被豁免支付。

2018年4月16日，美国发现中兴只解雇了四名高级员工，并未按和解协议对其他35名员工进行任何处分，所以再一次执行禁令。2018年6月13日，中兴通讯和全资子公司中兴康讯与BIS达成《替代的和解协议》。

2018年8月，中兴通讯宣布，李自学担任公司新任董事长、徐子阳担任总裁，至此，第二次事件结束。两次制裁中，中兴共支付近20亿美元的罚款，并被迫清换管理层。

这两次风波，让中兴受到了多重损失。

首先，从管理层面看，突出了中兴内部管理问题很大，没能注意合规管理。

其次，在国内的地位一落千丈。

再次，巨额罚款和制裁让中兴2018年的净利润从2017年的45.68亿断崖式跌至-69.84亿，海外业务营收从468.6亿下滑到310.7亿，至今依然没能回暖，追求的国际化道路更难走通。

最后，暴露出老问题，营销能力不行，公关能力也不行。

说回中兴新的管理层，虽然他们临危上阵，但依然是经过内部选拔，均是中兴通讯内部广受认可的实干派，年龄多在四五十岁，年轻务实。董事长李自学具备30年的微电子、集成电路技术研发经验和丰富的企业管理经历，总裁徐子阳则是从中兴一线工程师成长起来，具有多年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和全球化视野。从他们接手后，中兴这三年也确实稳定了下来，并且更加注重现金流管理和合规经营了。

我们已经基本说完了中兴管理层的变迁，总而言之，中兴在上世纪90年代顺利成长后，新世纪换了多任高管，出现了各种问题。作为国资和民营混合背景，也暴露出老国企式管理思维内核，在适应新时代的变革中略显迟钝。

技术研发成果显著，但仍存两大隐患

前文已经说过，只有坚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才能确保产品技术的领先性。中兴在自主研发创新方面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目前每年的研发投入也超过一百亿。

截止2020年底，中兴通讯拥有8万余件全球专利申请，持有有效授权专利约3.6万件，其中芯片专利申请4270件，授权超过1800件。根据国际知名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 2021年2月报告，公司向ETSI披露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族位列全球前三。

非常受关注的芯片方面，主要由子公司中兴微电子承担。

中兴微电子成立于2003年，前身为中兴1996年成立的IC设计部，主要目标是自主研发芯片，降低制造成本，打破国际垄断。

4G`时代中兴微电子LTE芯片实现零到一的突破，逐步实现28nm LTE多模芯片的批量商用，为母公司提供了自研芯片支持并对外出售，并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十大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2019年，徐子阳表示，中兴微电子已经实现通讯里面专用芯片的全部自主设计，当年位于大陆前十大IC设计公司第五名。

中兴微电子对中兴通讯的业绩贡献愈发明显，2020年更是突飞猛进，实现营业收入91.74亿元，归母净利润5.25亿元，分别占中兴通讯的9.04%和12.30%，为历史最高值。

目前，中兴微电子在全球设有多个研发机构，研发人员超过2000人，可提供无线通信，宽带接入，光传送，路由交换等领域核心芯片及解决方案，能为客户提供从设计到量产的一站式设计服务。

专利上，中兴微电子已申请的芯片专利超过4000件，其中PCT国际专利超过1800件，5G 芯片专利超过200件。在芯片设计领域，公司设计的7nm芯片则已在公司5G规模部署中实现商用，下一代5nm芯片也正在导入过程中。

但是，中兴的研发仍存在两个隐患，或者说特点。

一是无法自我制造芯片，容易被卡脖子。

芯片的研发和制造是一个工序非常复杂的过程，整体上包括IC设计、IC制造和IC封测三大环节。这三个大环节里面，又包括了很多小环节，其中工序极其繁多。芯片行业的企业，则分为两种模式，分别是IDM模式和Fabless模式。

IDM模式，就是芯片的设计、生产、封装和检测都自己做。放眼全球，只有英特尔、三星、德州仪器等极少数几家企业能够独立完成设计、制造和封测所有工序。

Fabless模式，就是专注于芯片的设计研发和销售，而产品的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等环节，外包给代工厂完成。例如中兴、华为、联发科、高通，代工厂最出名的莫过于台积电。

大部分芯片企业，都是Fabless，也就是专门从事芯片设计。例如华为、联发科、高通，还有我们今天的主角——中兴通讯，都是Fabless。负责代工生产的Foundry，主要有TSMC（台积电）、格罗方德、联华电子、中芯国际等企业。

所以说，中兴通讯具备的是芯片的设计能力，不是芯片生产制造能力。中兴对产业链也很依赖，其中核心供应链涉及大量美国企业，因此，中兴在制裁面前才会显得这么不堪一击。

如果不想被卡脖子，就要掌握最尖端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在全部产业链上都进行布局。而如此巨大的工程，非一家公司可以做到，更需要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

第二个隐患在于人才。

由于中兴管理思维有着国企般老套，上层吃肉，一线喝汤。在设备投资上一掷千金，而员工待遇却很抠门，人员激励也不到位，难留住优秀人才。

从薪酬上看，前四大通信设备商中，中兴人均薪酬仅是另外三家一半。虽然中国有着工程师红利，但同是中国企业的华为，薪酬已经超越海外厂商，聚拢了一大批海内外人才，为其持续高速发展提供巨大助力。

中兴的未来：稳中求进，难有破局之道

我们大胆猜想下未来十年的中兴。

5G带来的运营商网络业务机遇，中兴凭借稳定的市场份额大概率能够继续稳定发展；消费者业务日薄西山，老套的管理、差劲的营销，连中兴自身都不太想继续加大投入，未来估计依然处于萎靡状态；政企业务是一大看点，中兴会选择也只能选择在此进行突破，管理层也是雄心勃勃的制定了具体目标，虽然此项业务目前只占一成，但高速发展下仍然值得期待，需要持续追踪。

不过，中兴老国企般的管理难以变化，新的管理层上台后盈利水平也没有大的改善。高端人才鲜有入职中兴，缺乏优质新鲜血液，容易啃老本，在激烈的竞争下以稳定为主，难有破局之道。

最后，想要吐槽下中兴的官网，我浏览了二十分钟，实在被气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