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七次擒孟获(诸葛亮七次擒孟获的真相)。

纵观诸葛亮一生的才能，就像他早年比较管仲和乐毅一样，可以算是文武全才。尽管陈寿有“以长待戎，以短谋大”的言论，但诸葛亮居高临下的魄力让司马懿根本发不出脾气。即使在晋朝，诸葛亮的兵法也受到高度赞扬。武文这两个角色的彻底转变点是本章要描述的稳定的南方中学。也就是他在《师表》中“五月渡泸州，深耕贫瘠”的记忆。

在稳定南中之前，诸葛亮基本上是从事文官管理的汉室宰相。虽然他在荆州逗留到益州时担任过司令，但时间很短，他的指挥仅限于荆州军团，而不是整个蜀汉军队的司令。自派兵平定南中后，他正式扮演了蜀汉全军总司令的军事角色，指挥数千大军驰骋沙场直至战死前线，短短十年。

从时间上看，他十年的军旅生涯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南征指的是稳定南方和华中，北伐指的是攻打曹魏。很多人会把这两者视为不相关的事件，其实不然。从更深层次来看，南征是北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北征前战略准备的必经阶段。总之，南征是他北征的前奏和前奏，北征是他南征的延续和拓展。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诸葛亮南征不仅是其自身军事生涯中的重要举措之一，也在中国西南发展史上留下了影响深远的光辉篇章。这个怎么说？一个一个听。

当时所谓的“南中”是东汉末年益州南部五郡的总称。这五个县是张越、永昌、宜州、张克和竹堤。在这里，我想说一说当时南中的历史地理，就是后世有人介绍南中时，说东汉末年南中只有四郡。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他们都错过了一个黄麻县。

“竹体”，根据以前对古地名的注释，读作sh sh，竹体县的所在地就是现在的云南省昭通市。在此之前，巨提县被称为“钱为国”。所谓“国”，是东汉时期设置的一个行政区划名称。东汉时期，在一些少数民族部落聚居的边境地区，专门设立诸侯国，每个诸侯国任命一个杜威来管理诸侯国内部少数民族部落的事务。比如宜州的犍为县就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县，它的行政所在地是舞阳县，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犍为县南部是当时少数部落聚居的地方，因此被分割，专门设立了一个犍为国。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攻取益州后，改名为竹堤县，任命属下大将方登为郡守。此后，中南部地区四县一国的格局转变为五县格局。

关于犍为国改为朱棣县一事，东晋益州籍学者常渠前后有两个明确的记载。

第一条记录说:

\”建安十九年，定蜀，派安远将军到南郡，以朱为太守，项为太守，统南昌郡。\”

也就是说，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取得蜀国，派时任安远将军的方登为竹堤郡太守，兼整个中南部地区的总督，治所定在南昌郡(刘麟先生认为是今贵州赫章县)。

第二条记录说:

\”朱棣郡南部，设在孝宗元丰，属第四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省成为一个诸侯国。建安二十年，方登为太师，先主名改太守。\”

意思是朱棣县原是犍为县的南部，设立于西汉武帝元丰二年(前109年)，下辖四县。东汉光武帝在位时，改称藩属国。建安二十年(215年)，当方登被任命为国家的队长，刘备改变了他的位置到竹堤县太守。

同一部史书中有两条记载，第一条说朱棣县是建安十九年(214年)改名的，第二条说是建安二十年(215年)。为什么不一致？刘林先生的《华阳国志派笔记》解释说:“盖年与岁末之差，并无不妥。”也就是说，改名字出现在建安十九年年底，很快就到了新年，所以也被记载为建安二十年。刘林先生的解释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采用了建安十九年的记载。

刘备死后，在南中五郡中，除了面积最小的巨提郡因实力太弱，无法卷入时局动荡之外，其他四郡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动荡。诸葛亮南征自然限于动乱的四郡，所以《三国志·吕后传》中有记载“三年三月，丞相出彩南征四郡，四郡皆平”。后人仅仅因为看到上述记载两次提到“四郡”，就认为整个中南地区只包括这四郡，其实是一种误解。在这里，首先，我们将审视和解决上述谜团，以消除读者可能从各种国王中产生的问题，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以下叙述。

南方这个面积相当大，甚至比益州的北方还要大，占整个益州面积的一半以上。当时蜀汉王朝的疆域只有益州，可以说华南占了蜀汉的一半以上。

南方的地理范围包括四川省南部、贵州省和云南省，大部分是许多古代部落共同生活的高原山地。刘备死后，在中南部地区的宜州县、张越县、张克县等地，一些汉族的行政长官和最受欢迎的土著人民的领袖在东部孙吴政权的接触和鼓励下，转向支持孙吴。当时掌权的诸葛亮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建党三年(225年)春三月，诸葛亮亲自率领大军，从成都出发南下，开始稳定南方和中学。

当时出动了许多军队，包括张克县的马忠军团和宜州县的李惠军团。诸葛亮亲自率领主力部队从成都南下，冒险渡过当时汹涌澎湃的金沙江——泸水。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它到达了云南昆明的滇池。秋天，当地局势基本稳定后，他将位于中国中南部腹地的宜州县改名为建宁县。所谓“建宁”人，是指从此建立了和平的政治秩序。与此同时，一些地区被分离出来，新设了云南县和兴谷县。所以原来南方五县的格局变成了七县的新格局。当年12月，稳定南中的任务圆满完成，诸葛亮率领大军返回成都。

关于诸葛亮主力大军行军的详细路线，学术界并不完全一致，但在他经过的主要地方，认识大体一致。

▲诸葛亮南征路线图。

旅程从成都出发向南，先走水路，经过南安(今四川省乐山市)和博路(今四川省宜宾市)，到达安上(今四川省平山县市)，然后上岸，再走陆路。它向南流经北水(今四川省昭觉县)和杜琼(今四川省西昌市)，穿过泸水(今金沙江)，到达滇池(今云南省昆明市)。

从滇池返回，取道东北的威县(今云南省曲靖市)、平邑市(今贵州省毕节市)，返回瓦路后再水路返回成都。

粗略估计，上述往返全程距离应该在4000英里以上。10个月之内，在当时极其困难的交通条件下，既要蹚山越水，又要不断稳定沿途社会秩序，赢得民心，恢复政治稳定，显然是一项极其艰巨而艰巨的任务。

对于诸葛亮的“五月渡泸州”，《三国演义》曾经有过生动的描写，比如弥漫着瘴气的广阔泸水，百兽林立的神奇军阵。这些文学描写虽然生动，但也有很多虚构的成分。想要知道诸葛亮在南方安定的各种奥秘和奥秘，就要从扎实可靠的历史文献中寻找线索。

▲诸葛亮五月渡泸州设立华南七郡示意图。

第一个谜和玄机是著名的“把心放在第一位”的人性化行动方针，即把争取人心作为最好的方针。它的最早创造者是马苏吗？

据裴松之《三国志·马良传》记载，诸葛亮出师南中时，部下马谡前来送行，并向诸葛亮提出了“为心而战，为下而攻城，为心而战，为下而战”的基本行动方针，诸葛亮欣然接受。因此，他在后来的行动中成功赢得了当地古代部落人民的衷心拥护，南中地区的社会秩序没有出现动荡和重复。

这个记载经常被后人引用。目前，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孔明祠前，有一副对联非常有名，引起后人的热议:

如果你能攻击你的心，你会弄巧成拙。从古至今，你知道士兵不是好战的；

如果不审时度势，就会被误认为宽严相济。以后，你要好好想想舒。

上海同盟的主题是“志存高远”，这是马谡建议发起的。然而，在Xi·池韶所著的《襄阳记》中，诸葛亮稳定华南的人性化行动方针，即以和平手段争取地方人心，完全归功于马谡最早提出的建议。这个说法准确吗？

哲学家孟子很早以前就说过“信书不如无书”。在处理史书记载时也要采取理性的思维态度。其实稍微想深一点，就会发现襄阳的说法是有问题的。

《三国志传》中明确记载，建兴元年(223年)夏，中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开始出现问题。建兴三年(225年)春，诸葛亮稳定了南中，间隔近两年。如果说，近两年之内，诸葛亮作为蜀汉王朝的首席侍郎兼统帅，在用兵的大政方针这个关键问题上，始终没有做出非常成熟的考虑和规划，那就很难等到千军万马已经出发上路，而恰好在马谡的带领下才恍然大悟，那么，作为整个军队的侍郎兼统帅的诸葛亮，真的是太无能、太不稳定了。就他一贯极其小心谨慎的性格而言，可以说这是不可能的。

其实，诸葛亮在稳定华南的过程中，坚持采取“以心为上”的人性化行动方针，有两个深刻的原因。马谡的临时建议恰好与诸葛亮自己的深思熟虑相吻合，因而赢得了他“博取我心”的真诚赞赏。

其中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蜀汉创业整体战略设计的一致性考虑。前面已经说了，建安十二年(2007年)，诸葛亮为刘备提出了开创蜀汉大业的总体战略设计。其中“西与诸戎，南附夷越”等语，已经明确指出了今后如何对待自己政权管辖范围内的各个古代部落的正确方针。所谓“和”就是和谐；“爱抚”，即平静。由此可见，早在十八年前，在诸葛亮进入仕途之前，他在处理多部落关系时就不得不坚持和谐绥靖的人性化政策，这也成为他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当他真正需要处理多部落关系的实际问题时，即使马谡不出面出谋划策，坚持人性化的行动方针，也应该是他的必然选择。

第二个深刻原因是对国家资源的深远考虑。诸葛亮统治的蜀汉是三国中实力最弱的国家。综合实力的诸多因素中，最关键的是人口。根据裴松之在《三国志·列王传》中引用的王银的《姬叔》，在蜀汉政权被摧毁之前，只有94万人、10.2万名士兵和4万名官员进行了登记。三者相加，总数只有108.2万。孙吴灭亡时，有户籍人口230万，军官23万，官吏3.2万，后宫5000人，合计256.7万。(详见裴松之《三国志·孙皓传》中孙胜的杨进丘。)至于曹魏，根据《汉书·郡志》皇甫谧《帝王世纪》提供的数据，袁静在263年攻灭蜀汉时，与蜀汉的总人口超过537万。如果你从上面减去蜀汉的总人口，曹魏的总人口应该是428.8万。

以上人口数字，虽然现在有学者持怀疑态度，认为数字偏低。但是即使低，三个国家都会低，所以三个国家人口的相对比例基本上是准确可信的。一般来说，孙吴的人口是蜀汉的两倍多，而曹魏的人口是孙吴的近两倍。

因此，蜀汉的人力资源确实是这三个国家中最缺乏的。

既然人力资源如此匮乏，而南中地区各族居民早已成为自己国家的人民，而不是交战国敌对的人民，那么此时此刻对南中地区采取不人道的行动政策，使自己的人力资源更加匮乏，是执政的诸葛亮绝不会做的一件大蠢事。

那么，蜀汉时期南方和中部地区的人口是多少？这也是一个谜。

在传世的历史文献中，这方面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但我们可以间接计算。

在司马彪的《后汉书·郡县志》中，列出了东汉时期益州下辖的十二郡以及各郡的登记人口。其中，中南部地区有5个县，分别是张克县、张越县、宜州县、永昌县和犍为县(后改为“竹堤县”)。如果以万人为单位计算，万人之后四舍五入，这五个县的总人口是294万。益州十二县总人口726万。因此，华南这五个县和国家的人口按比例约占宜州总人口的40%。《续汉书·国志》资料来源于东汉永和五年(140年)的官方统计，这是诸葛亮在稳定南方中学前八十五年的情况。

根据《金淑地理志》提供的官方数据，东汉时期原属益州的居民有30.86万人，其中南部和中部地区有8.3万人，约占益州总人数的27%。这是280年西晋统一后的数据，也就是诸葛亮稳定华南后的55年。

如果取以上两个百分比的平均值，即33.5%，再按照韩曙总人口108万来计算，当时的南中人口约占三分之一的比例，约为36万。

对于蜀汉政权来说，如此重要的人口资源具有极其宝贵的战略价值，其重要性不亚于自身的身体。诸葛亮小心翼翼的照顾已经来不及了。他怎么能采取非和平手段去破坏和切割呢？

只要举个例子就明白了。之后，他第一次出兵北伐祁山，在街亭受挫退兵的路上，他从祁山附近的西县(今甘肃礼县东北)带回一千多曹魏居民到汉中。这一千多居民的总人口只有几千。诸葛亮连几千敌军都舍不得放弃，中南部地区还有几十万自己的人。他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吗？

基于以上两个深刻原因，诸葛亮必须采取“以心为上”，即赢得人心的人性化行动方针。也就是说，“力争上游”原则的创造者不是马谡，而是诸葛亮本人。马苏的建议正好与他深思熟虑的考虑不谋而合。

第二个谜和谜是诸葛亮在稳定华南的过程中采取了哪些具体而重要的措施，是否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诸葛亮的重要举措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在之前的稳定经营中，我们始终坚持互相尊重、互相包容的人道政策，坚决拒绝使用血腥暴力的手段，充分体现了能够平等对待不同部落的进步价值观。

在后来的管理行动中，他能够充分信任对方，并采取完全任命当地部落首领实施基层管理的政策，而不是让从外部进入的蜀汉朝廷官员和军队按照以前的做法进行管理。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将在下面讨论。

诸葛亮的措施确实取得了相当令人满意的效果，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从蜀汉的整体政局来看，经过这次行动，当地的社会秩序基本恢复到和平状态，行政治理也进入了规范有效的程序。行政治理程序中最关键的举措是对宜州县的两项重要改革:一是对周边县影响最大的宜州县，因在政治宣传方面将处于中南地区的核心地位，政治形势较为复杂，故更名为建宁县。所谓“建宁”人，就是要从现在开始建立和平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在行政区划方面，新更名的建宁县缩小了管辖范围，遏制了其扩张。具体办法是将建宁县西北的部分地区与西北的永昌县、张越县的部分地区合并，建立一个新的云南县，由东农县(今云南省姚安)管辖。建宁县南部的一部分与南部的张克军的一部分合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兴谷县，由万文县(今天的云南省盐山县西北部)管辖。这样一来，南中的行政区划从原来的五县扩大到七县，行政管理比以前更深入、更稳定。此时，都城成都的后方大体稳定安全，诸葛亮可以放心地转向城外，开始出兵参加曹魏北伐。

其次，从北伐急需的人力资源来看，北伐急需的人力资源，包括后勤运输的部分民工和前线作战的部分士兵，也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南方的36万人被纳入蜀汉政权的有效管理后，这两部分可以得到有力的补充。如东晋常渠《华阳国志》记载，中南地区稳定后，当地有数万人迁居成都，即喜爱穿蓝色衣服的古部落“青羌”。如果一个家庭有五个人，那么将有多达五万人。其中，中年男女可以一边种地一边运输军用物资。这些健壮的年轻人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团队。他们不仅勇敢善战，而且擅长在山里快速奔跑和杀戮。他们被称为“飞行军”，正是诸葛亮北伐时急需的精锐部队。而指挥他们的将领，正是战场上的蜀汉勇将王平。王平的官方军事称号是“无狱”。所谓“不配”的人，就是没有人能承受这支强大队伍的边缘。后来在追击王平途中的何，在木门路被这股“无用”的力量伏击，被利箭射中，当场毙命。所以，诸葛亮的“师道”会说“现在南方固定，甲胄充足”，意思是稳定了深圳南部的生活网络后，国家获得了充足的兵力。

再次，从北伐急需的军事资源来看，军事资源也得到了有效开发。华南面积大，山区蕴藏着各种军事资源，如金、银、朱砂等。，这些物资被源源不断地运出去，以满足军队的迫切需要。

第四，从北伐急需的山地作战经验来看，作战经验也获得了宝贵的实践收获。诸葛亮要想成功北伐曹魏，那么他指挥的蜀汉军队必须有非常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这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原因很简单。蜀军攻打曹魏时，不得不越过秦岭，这是双方领土相对稳定的分界线。这一时期的山路极其漫长、曲折和危险。蜀汉主力的主要活动区域原本在成都周边的平原和浅丘地带，但在艰苦险峻的山区作战的经验显然极其匮乏。缺乏经验和不足怎么办？只有在实战中训练，认真获得和弥补，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于是，诸葛亮以身作则，亲自指挥主力部队，去南方一大片高原山地，翻山越岭，过江河，跋涉千里，攻守兼备，是强化蜀汉军队山地作战经验最理想、最有效的方式。

总之，华南稳定，华南发展，不仅在政治上为蜀汉政权提供了一个和平的大后方，而且在军事上为诸葛亮北伐提供了一个庞大的战略资源基地，在山地作战方面获得了良好的经验。

第三个谜和谜，诸葛亮此举对此后中南地区的发展有什么积极影响？

事实上，诸葛亮在南方大规模开发军事资源的同时，南方当地的经济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这对于当地多部落居民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所以《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兵资出则国富民强”，意思是说军事物资的发展使包括华南在内的全国都富了起来。

但是，如果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诸葛亮在南中地区的一系列正确行动，对于翻开南中地区发展史的新篇章，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的篇章，首先体现在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上。

总的来说，直到东汉末年，中央政府与中南部地区的直接联系并不紧密，中央政府对中南部地区的统治和管理只是通过益州级行政体系由间接实施。华南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强调和重视。

然而，经过诸葛亮的精心经营和稳定华南后的蓬勃发展，华南的战略价值开始逐渐凸显，中央政府对此高度重视。

因此，在晋武帝的第六年(270年)，也就是蜀汉政权灭亡仅七年后，西晋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将南、中地区从益州彻底分离出去，并提升其行政区划的等级，在这里设立一个由中央直接管辖的州，专门命名为“宁州”。所谓“宁”就是和平。看来西晋也急于把这一大片地区变成自己的和平战略大后方。

晋武帝灭吴统一天下后，虽然在精简地方行政机构的大形势下，宁州一度被废除，但晋惠帝后来认为这一重要地区仍应由中央直接管辖，于是宣布恢复宁州。这充分证明了宁州对中央的重要性。

此后，经过东晋、宋、齐、梁、北五代，宁州一直是朝廷的重要直辖行政区之一，约占这五代所辖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可以说，宁州的存在与五代政权的兴衰直接相关。诸葛亮大开发南中后的巨大政治积极影响，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