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易经(为什么不能将《周易》等同于易经)


对乾卦要破除两种错误理解,在破除两种错误理解基础之上建立正确理解。第一个是把乾解读成天,又把天地看成万事万物的创造者。这是创世纪的解读。另外一个,要破除“九五之尊”的说法,认为“九五”代表很高官位,代表尊贵。实际上这是对官方、对朝廷的崇拜。这也是错误的解读。易经乾卦的真正奥义,是在表达人格独立,就是心性独立,人的内心是独立的,凭借着自己的本心本性去做事情。

对于把乾卦解读成天,解读成万物创造者这种看法,在彖传中很清楚。《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万物靠着它才出生。典型的神学观,不符合易经本身理念。

易经理念认为,这个世界自然存在的,世界是永远变化的过程,变化是对立双方相克相生的变化。最开始,用奇偶、刚柔来表达对立的双方,后来用阴阳。万事万物内部都包含阴阳,它不是创造的,是自然存在的。阴阳为什么变化?它不是谁让它变化的,是自然存在的。这和西方意义上的自然不同,我们的是自然而然的状态。

《周易》是存在系统性矛盾的。《彖传》中把乾解读成天,但在“用九”经文中,“见群龙无首吉”,又是否定世界是有首的,有创造者的。彖传中把乾则看成元首。《彖传》中还讲“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个也是表达了世界有首的思想,彖传是有首的思想。首是世界的元首,是世界的创造者,负责世界的实体创造。但“用九”是表达无首思想。所以周易本身是一个矛盾的系统,不是自恰的系统。

为什么会矛盾,这和历史有关系。《周易》和易经不是一回事。易经是总原则,总学问,很古老,但不同历史阶段会出现不同思想,每个时代会有不同思想混入易经,甚至和易经本身思想相违背。《周易》就是易经的特殊阶段的易经,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新的思想混入易经,最典型的就是这种神学化的解读,这种宗教的多神教的思想是后来混入易经的。所以我们要能够识别出来,且剥离出来,还原易经原貌。

说到这里,说下《五经》的问题,为什么会在民国时期出现《五经》信心崩溃?以前很长时期我们是信仰《五经》的,但到了民国时期信心崩溃了。原因在于《五经》中存在大量系统的矛盾。清朝之前也有人发现这种矛盾,但他们并未深究,而是有意掩盖,因为他们以相信为主。

《周易》中把乾解读成天,抽象实体,接近于神和上帝。《诗经》中“颂”里面很多诗歌中,上帝是会说话的,管理人间万物,天子不行就会把他的权力剥夺掉,替代它,所谓的“君权神授”。《周易》也继承了这种思想,并且在后来一直在影响着儒家,有时期严重影响,有时期不严重,比如董仲舒天人感应,这就是一种很迷信的神学思想影响儒家,整个汉朝都是很迷信的。

到了宋明理学,理是天理,这个天理和《周易》中的把乾解读成天,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不是很严重。宋明理学叫“性即理”,用天理支撑人性,这样就把人性也陷入先验化,神学化、实体化了,陷入一种空谈心性的状态,这是宋明理学的问题。王阳明讲心即理,他说这个“理”是内在的,根植于人心的,但还是认为这个“理”是先验的实体。它把理封存起来了,人天生心里有个箱子,装满一箱子“理”。清朝反对宋明理学这种神学化的思维,清朝企图用文献上追溯历史真相,产生两种结果,一个是对宋明理学的神学化做出了批评。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在极力破除理的神学化观点。他说:“意见杀人”,意思是你把理看成实体化的东西,所谓的“理”都是人们观察世界思考世界感悟到的东西,但他们不是实体,不是理创造的东西,如果把这些看成实体,会杀人的。对戴震,尽管梁启超等人很重视他,但理解他的人不多。普遍认为清朝儒家之所以爱考据怕文字狱,胆小,人们对清朝学问有偏见,对清朝考据学成果有忽略。

本来清朝考据学是想重建五经信心,结果他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曝光了《五经》中系统性的矛盾。廖平总结了五经中的矛盾。

一个例子就是“刑人在君侧”的问题。受过刑罚的人能不能在皇帝身边做官,五经的解读和记载是不一样的。公羊传解读邢人是不可以在君侧的,我们中国传统有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果受了邢身体缺陷,是不吉祥的。但《礼记》中记载是可以的。郑玄注意到这点,他按照朝代不同解读的。清朝考据发现的诸如此类东西太多了。廖平系统地对五经中的矛盾进行总结,也试图解读,但他解读成阴谋论,认为王莽篡位,篡改五经。这种观点被康有为知道之后,杜撰成《新学伪经考》,他的这本书正好在甲午海战之后,社会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触发了五经信心崩溃。

我们现在有了新的历史资料,包括考古资料,和对中国之外的历史的了解,这些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五经的矛盾原因。结论是,神学思想混入了五经里面。我们能够复原这些历史,怎么混入易经的,一次次地进行剥离,呈现原貌。以前信心崩溃是因为它有矛盾,现在识别出来,易经的内核原貌对我们非常有价值。


易经是一门学问的总称,而且这门学问非常非常古老,是世界上最古老学问,没有之一。中国传统的说法是,易经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这个说法实际上在全球范围也成立,人类学问、哲学的源头在易经,这个话题以后会专门去讲。

《周易》只是周代以及后来的战国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人们对易经这门学问的理解和阐释,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文字化了,定型成为一本书,也是现存的记录易经经文的唯一文本。所以,《周易》属于易经,但也是特殊历史阶段的易经。易经与特殊历史阶段的易经,两者并不完全重合,甚至存在诸多相矛盾的地方。

易经非常古老,起源于伏羲时代,然后又历经了和经历着以下九个历史阶段:包括神农、祝融、五帝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汉、两晋南北朝唐、宋明、清、民国至今的现代。共计十个历史阶段,下一讲会专门来讲。

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有新的文化元素和思想潮流出现,这些新的文化和思想会直接混入易经,会让那个历史阶段的人们对易经产生新的理解。

然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出现的文化和思想,往往与易经自身的核心理念相矛盾,这样就导致在新的历史阶段,就会有与易经自身相矛盾的内容混入易经。所以,从形式上看,易经是一个随历史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过程。每一次变化都会混入新的矛盾。

但历经了如此漫长的历史,跨越了那么多的历史阶段,被混入如此多的矛盾,易经之所以还叫易经,是因为尽管易经的形式不断地在变,却存在一个超越历史阶段,一直恒定不变的内核层。

所以,易经在逻辑上包含两个层次:不变的内核层,与变化的形式层。易经之所以为易经,就在于其内核层,而不在于其形式层。

学习易经,关键就是学习其内核层,通过其形式层感悟其内核层。做到能够识别和排除形式层的干扰,不被每个历史阶段所混入的与内核层相矛盾的内容所欺骗,而直指和牢牢把握其内核。

然而,微妙的是,内核层与形式层的区分,只是逻辑上的,而非现实上的,只能靠感悟感知,而不能靠直接观察。只要用心去学习和研究易经,就能觉知到这一逻辑,觉知到其内核的存在。在现实上,易经就是由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的形式而构成,内核隐藏在形式之中。

也就是说,内核层与形式层实际上是一体的。内核离不开形式,形式离不开内核。它们之间的区分,是逻辑上的,只是靠我们的感悟感知。

这就如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为。性格是他的内核层,行为是他的形式层。通过其行为,可以感悟感知其性格。但是,性格与行为是一体的,性格寓于行为之中,行为又是性格的展开。性格是不变的,而行为却是变化的。对一个人,我们只有通过其不断变化的行为,去感知和总结其不变的性格;然后通过其不变的性格,去推知其不断变化的行为。

内核层是易经的性格,形式层是易经的行为。

这就是系辞传中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就是内核层,就是性格,器就是形式层,就是行为。道器是合一的,道不离器,器不离道。

《周易》是易经在周朝至战国这段历史时期内,易经的具体形式表现。所以,《周易》是易经在一个具体历史阶段的具体形式,也包含了易经的内核。但同时,内核层与形式层之间有存在很多矛盾。所以,《周易》是易经,又不是易经。绝不可把《周易》这本的所有字句,所有观点都直接当成易经。


既然,每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都会有新的矛盾混入,会导致易经的形式层中存在更多的偏离内核层的内容。所以,在易经的初始阶段,形式层更能清晰表达内核层。

易经的初始阶段是经卦阶段。易经的卦分为“经卦”和“重卦”。经卦是三画卦,重卦是由两个三画卦上下相重而组成的六画卦。2的3次方是8,6次方是64,所以,经卦共有8个卦象,重卦共有64个卦象。

经卦和重卦也是易经早期的两个发展阶段,而经卦阶段又在重卦阶段之前。所以,经卦阶段是易经史上最早的阶段,也是易经最纯正的阶段。具体的历史时期是伏羲加神农时代。神农时代是农业时代的早期阶段,而伏羲时代则是农业之前的野生粮食时代。在伏羲时代人们开始采集野生的小米来当做食物。

凭借现代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资料,大概可以确定,伏羲时代的存在时间大约在16000年前-10000年前之间,神农时代时代的存在时间大约在10000年前-5500年前之间。所以,整个经卦时代持续的时间非常长,大约10000年左右。

关于易经历史的十大阶段的具体情况,包括断代的依据,下一节将更详细地来讲。

经卦以及接着的重卦时代,合起来可以称为卦象时代。这个时候易经在记载形式上只有卦象,而无文字,没有文字化的卦爻辞。易经的文字化,文字化的卦爻辞的出现,是从西周开始的。在易经古老的历史中,这是非常晚的。

在卦象时代,尤其是在经卦时代,在形式上,易经完全是通过卦象来表达的。易经的内核就完全表达在易经的卦象之中。即便文字出现之后,卦爻辞开始出现之后,这种格局并没有发生改变。从根本上说,文字只是对卦象的释读和说明。

《周易》一书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卦象部分、卦爻辞部分和易传部分。这三个部分在出现时间上是有先后顺序的,卦象最古老,卦爻辞次之,易传最晚。从接近接近内核的程度看,卦象最接近,卦爻辞次之,易传最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