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雅丽

　　通信世界网消息（CWW）“红瓦白墙村庄美，文明新风扑面来。”这样的一座全国文明村——文峰区宝莲寺镇袁薛庄村却于近日“惹”到了当地四大运营商。据目前网络上的不完全信息，该村村委会不仅擅自拔除街道的通讯桩，还自行预埋并穿光缆“强迫”运营商支付“高额”费用后才能提供通信服务。

　　村委会“一顿操作猛如虎”，四大运营商的集体断网“惩戒”和一纸公告（《关于文峰区宝莲寺袁薛庄村被迫停止通信服务的公告》）也在 1 月 7 日随即而至。目前，通信世界全媒体记者得知，该村及邻村除了可使用语音通话功能之外已无法进行网络通讯。

　　村委会：“我做事，你买单”

　　据了解，袁薛庄村是全国文明村，也是示范村，开展乡村振兴工作是该村目前的重点。而乡村振兴工作的要求之一就包括了光缆必须入地。为了推进建设工作，文峰区宝莲寺镇袁薛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保生表示，村委会在 12 月自行将村内一条街道上的通讯桩拨出了。

　　运营商的公告对于事件的细节描述更为丰富：“为解决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袁薛村的信号覆盖、流量、宽带及语音通话需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以及中国铁塔公司为其部署了通信设备，一直保障该村正常的通信服务。但近期接到贵村村委会通知运营商到现场沟通线缆入地事宜，各公司高度重视此事，多次与村委会进行协商。村委干部表示必须入地，已为运营商做好预埋并穿好了光缆。如需使用需要出一定的租赁费用或一次性购置费约十几万元。”

　　“懵”字当头写，运营商是被收“过路费”了吗?

　　运营商：“对不起，做不到”

　　在运营商看来，村委会也许有些过于“任性”了。首先，有法律条文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四十八条、《河南省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保护》第十七条等，“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改动或者迁移他人的电信线路及其他电信设施；遇有特殊情况必须改动或者迁移的，应当征得该电信设施产权人同意，由提出改动或者迁移要求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改动或者迁移所需费用，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其次，村委会目前提供的地埋光缆并不符合通信条件，运营商根本无法进行迁改。而对于这些无法使用的光缆，村委会让运营商买单，并以村民个人垫付的理由施压：“袁薛庄村一共3、4 条街道，预埋主要在其中一条街道上推进，产生了 4 万余元的费用，大部分都由该村的一位村民个人支付。”

　　对于十几万的光缆购置费用，运营商表示无法承担。经过几轮博弈之后，就在 12 月 23 日下午 15 点左右，运营商发现村委会已经“下手”擅自将村内光缆剪断，抢修人员到达现场发现部分地上杆路已经被拔出，无法修缮。至此，村内通信用户无法使用宽带，手机信号也逐渐减弱或消失，出现无法拨出或接听电话，无法上网等现象。

　　事已至此，运营商集体“放弃治疗”。1 月 7 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和中国铁塔集体中断服务，“运营商及铁塔公司暂时无法提供贵村内手机通信相关的服务，也不再受理贵村的网络信号投诉。”

　　排除利益使然

　　看低通信专业度是关键

　　概括而言，该事件是因为文明村的几个干部为着急“创文”自己布放了光缆，想让运营商交钱租用。运营商不从，他们就剪断了运营商原来的通信光缆，导致无法修复，全村的通信中断，回到了“通信基本靠吼”的时代。

　　对此，业内专家年志勇认为，在充分市场竞争的条件下，电信移动联通以争夺客户为目标，为了市场份额，早已经习惯了委曲求全。只有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才会与铁塔公司联手退出服务。他连问：“文明村可不可以，自己敷设电力电缆，回头找国家电网要钱？文明村可不可以，自己建设一段公路，断掉原来公路，回头找交通局要钱？为什么会对通信设施这么不以为然？自建光缆，坐地收钱？”

　　过于想当然是该村最大的问题。众所周知，通信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设施，不是哪个集体或个人，比如村委会，可以擅自改迁的。同时，铺设通信设施具有极高的专业度，业内专家陈亮认为，预埋光缆需要经过运营商统一设计，招投标后施工，而这一过程有规范且严格的监理要求，即使村委会找一些具有资质的施工队伍也不可以很好地将其完成。并且，在当前人民对通信依赖度如此之高的情况下，村委会为何不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要求放在首位，而做出主动断网此类“不成熟”的举动？

　　不过，利益应该不是此事件的主要诱因。陈亮认为，从目前网络上所呈现的信息来看，要在袁薛庄村3、4 条街道的预埋光缆，确实会产生一定费用。而最初向运营商开价如此，是想回收成本的心情也可以理解。

　　运营商应该建立沟通机制

　　此类事件已经不怎么新鲜。比如，某小区对于放在小区中的基站表示抗议，说辐射大，影响身体健康，而运营商和小区的部分业务沟通未果的情况之下，只能携手采取断网措施，停止小区内所有移动手机信号设备的运行。

　　类似这些由于大众不了解基本通信原理，加之一直以来对运营商只会“薅羊毛”的刻板印象，导致用户既害怕基站辐射又要希望运营商保证手机信号的事件早就发生过太多次。面对这些，运营商心照不宣，基本选择“说不过你，我躲得过。”

　　又比如，每当运营商发布中期财报或全年营收及利润时，媒体常以“三大运营商 2019 年平均日赚几亿”为标题，网友批判运营商成了“政治正确”。

　　如同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被责骂也成了运营商注定拥有的命数。从行业垄断、费用太高、网速太慢到隐瞒用户“偷”话费、“偷”流量、骚扰电话等，运营商一直处于被炮轰的状态。同时，同为服务行业，恐怕只有通信服务业对用户是有诉必应（无论是否合理几乎都妥协用户）。这样看来，袁薛庄村选择“软柿子”捏也可被理解。

　　面对这些质疑，陈亮认为，运营商应该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沟通机制，类似于“外交部发言人”之类的角色，定位于向大众发声，富有节奏且持续性的集中解答外界疑惑，已与外部环境建立更加良好的互动关系，形成正向反馈的沟通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