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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丨脑极体

　　年少成才、履历光彩、大佬器重、事业风生水起、前途无量……这些词用在 2016 年初刚刚离开谷歌、转身创建 Otto 的 Anthony Lewandowsky（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以下简称莱万）身上，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如果不是 2017 年 2 月，谷歌发起对 Uber 和 Otto 的窃取商业机密的诉讼，天才莱万很有可能仍在美国科技界享受极高赞誉，也许还会被人们视为下一个“埃隆·马斯克”。

　　根据诉讼结果，莱万盗窃谷歌商业机密文件，实锤；继续从事与谷歌工作内容相关的职务或咨询，实锤；鼓励、引导谷歌自动驾驶部门员工跳槽，实锤；而这些都违背与谷歌签订的雇佣协议，为此他必须付出高昂代价。

　　随着诉讼进行，莱万先是在 2017 年 5 月被 Uber 辞退，随后又经历长达两年多的刑事诉讼和审查。近日，美国旧金山法院判决莱万赔偿谷歌高达 1.79 亿美元的金额。据报道，这一赔偿金额直接让他申请了破产保护，这意味着莱万已被罚到倾家荡产的地步了。

　　天才莱万的过山车式的人生履历

　　在谷歌的世纪诉讼之前，莱万的履历放在众多身处硅谷的创业精英们当中也堪称完美。

　　1981 年，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十几岁时随父亲搬回美国加州；

　　1997 年，在高中创办第一家公司，靠搭建网站赚到第一桶金；

　　1998 年，考入加州伯克利分校。三年后，因优异成绩和一场 Java 编程竞赛夺冠，获得硕士保送，此后又成为全学院唯一在一年内修完硕士所有课程并通过综合考试的超级学霸；

　　2004 年，莱万带领伯克利团队参加美国 DARPA 无人驾驶汽车挑战赛，成为 15 支参赛队中唯一使用无人驾驶摩托车的队伍，这辆被称为“Ghostrider”（恶灵骑士）的摩托车至今收藏在一家私人博物馆当中；

　　2005 年，莱万再次参赛，尽管仍然在后半场出局。但为其此后一脚跨入自动驾驶领域开启了加速键；

　　此后，2006 年，创建 510 Systems 公司。2007 年，进入谷歌，开始参与谷歌街景以及 Project Chauffeur 无人驾驶项目。2011 年，莱万创建的 510 Systems 被谷歌以 2000 万美元收购，另一家公司 Anthony’s Robots 被谷歌用价值 1.2 亿美元的 4 年股权收购。

　　由于 2012 年，莱万未能得到谷歌无人驾驶项目负责人的角色，与厄姆森一直存在嫌隙。2015 年，无心工作的莱万捎带手还成立了一个名为“未来之路”的 AI 宗教组织。

　　2015 年底，谷歌兑现了 Chauffeur 项目成功后给莱万的变现承诺。莱万获得了 5000 万美金，比当时的谷歌无人驾驶负责人厄姆森几乎高了一倍。是到了离开的时候了。

　　2016 年 5 月，成为莱万的高光时刻。在一波“漂亮”的闪转腾挪的操作后，莱万新成立的自动驾驶卡车公司 Otto 被 Uber 以 6.8 亿美元收购，他出任 Uber 自动驾驶汽车项目负责人，同时又担任 Uber 的技术副总裁。

　　此后的故事，公众已然熟知。2017 年，谷歌发起与 Uber 的“世纪诉讼”，最终以 Uber 寻求和解赔偿告终，Uber 向 Waymo 及其母公司 Alphabet 赔偿价值为 2.45 亿美元股份，同时将 Waymo 的技术从自家的方案中移除。

　　当然，始作俑者的莱万得到了开头我们提到的惩罚性判决。可以说，天才莱万一步步走向硅谷创业神话花费了十年多时间，而跌落神坛也就是多走出了那么“聪明”的几小步。从他这十多年间过山车式的经历，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地再多看看硅谷的创业文化和人才的浮华与迷失。

　　硅谷创业没有“成功公式”，“失败”的法则倒是清楚明白

　　硅谷，位于美国旧金山南部一大片狭窄湾区，几乎是所有国内创业者们耳熟能详的创业神话的发源地。代表硅谷诞生的仙童半导体的“八叛逆”已然成为传奇；谷歌、苹果的车库创业故事也成为创业者们的精神图腾，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为创业而从哈佛退学的成功路似乎也成为某些创业者在“离经叛道”时可以说服自己的神谕。

　　科技进步以及围绕互联网而产生的全新商业模式，真正造就了硅谷。半导体技术的出现和进步推动了硅谷的第一波创业浪潮，成就了英特尔、AMD 等厂商；互联网的发明和兴盛又推动了第二波创业浪潮，诞生了微软、苹果、谷歌、亚马逊等 IT 巨头。建立在互联网软硬件技术成熟基础上，诸如 Facebook、Twitter、Uber、特斯拉等更多种类的创业公司纷纷诞生；而最新的十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再度兴起，AI 创业又成为新的风口……

　　围绕着硅谷的高校创业氛围和早期创业公司的发起者们的开枝散叶，硅谷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创业的联盟，比如著名的 PayPal 帮，走出了创立特斯拉、SpaceX 的埃隆·马斯克，创立领英的雷德·霍夫曼，还有硅谷投资教父的彼得·蒂尔等等。围绕在围绕、苹果、谷歌、甲骨文等 IT 巨头下面也产生了各自的创业派系，就连我们熟知的乔帮主也是被赶出苹果后二次创业，直到再度回到濒临绝境的苹果再度封神。

　　可以说，硅谷的老中青几代人构成了当今影响全球 IT 产业的完整格局，性命攸关的激烈竞争又推动着产业格局在新旧强弱之间飞速更迭。硬件巨头掌握核心科技专利，享受着“摩尔定律”下的技术红利；互联网巨头掌握了流量和数据的宝藏，享受着全世界的人口红利和巨额营收，通过技术专利和商业并购牢牢锁死行业垄断者的地位；同时又通过新技术赛道的投资，时刻提防新赛道闯进来的野蛮人，再次成长为新的巨人。

　　垄断和收购是巨头们的通行证，融资或卖身则成了创新者的救命草。现如今，硅谷的创业文化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模样。几乎每个赛道都挤满了竞争者，但几乎每个赛道都能看到行业巨头们的布局和资本触角。新的一代的众多创业者们似乎已经默契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尽快多轮融资成为估值意义上的独角兽，以期被产业巨头看上，卖出一个可以财务自由的好价钱。

　　这样的说法可能以偏概全，但却着实代表当下硅谷创业文化滥觞下的一种变形结果。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假装它直到你成功），是硅谷创业者心中秘而不宣的潜规则。

　　我有一个想法可以改变世界，这几乎就是应用这一法则的标准开篇。一个看似市场广阔但未经验证（需要投资）的商业、技术理念，一两个经过精心包装的成功案例，一本字斟句酌、逻辑严谨的创业策划书，一位外表不凡又谈吐自信的创始人和他的“完美”成长故事，就很容易拿到各类创投基金开出的第一笔天使基金。

　　可以说，创业者们都曾是那些“为梦想窒息”过的一群人。无论创业成败，大多都是投资人和创业者之间你情我愿的正常商业关系。比如拥千亿美金的软银愿景基金投入上百亿押注共享办公空间 Wework，成为软银有史以来最大额的投资亏损。

　　但还有一种就是创业者赤裸裸的商业欺诈，对于投资人和大众完全没有底线的“瞒与骗”， 比如，曾经估值高达 90 亿美元的硅谷医疗高科技血液诊断公司 Theranos 涉嫌核心技术欺诈，被多家机构调查后估值清零。

　　而对于天才莱万来说，则介于这两者之间。他几乎是踩对了硅谷创业体系中的所有鼓点，用自己的创业公司替谷歌迈出了自动驾驶的第一步，将自己的技术公司高价卖身谷歌，最终又一步一个脚印地拿到了谷歌承诺的数千万美元的期权变现。本来可以写进谷歌自动驾驶辉煌历史的天才少年，最终却败给了自己的野心和对商业原则的漠视。当从他决定用一块硬盘拷走谷歌电脑里那些不属于自己的技术资料的时候，结局已经注定了。

　　尽管我们很难总结出那些创业成功的企业有什么通用“公式”，而失败的创业者则有一些共同的特质：

　　1、过于注重包装自己，夸大目标和市场价值，而忽视真正的商业落地以及营收问题；

　　2、过度的依赖融资，信奉“不计利润，用补贴占领市场”的思维定式；

　　3、对商业规则缺乏敬畏，聪明有余，底线不牢，为了野心甚至前面夸下的海口而不惜突破商业规则甚至法律底线。

　　硅谷人才体系下，“莱万们”为何还有生存位？

　　硅谷的创业文化，是一种以技术、人才为核心，资本为燃料，商业创新为驱动力的新商业文化系统。顶级高校、科研机构提供最前沿的技术，输出一流的人才，技术资本承担了创业者的失败风险，又有机会享受到高额投资回报，创新的商业模式又极大降低全世界的沟通、交易以及各类服务成本，提高了人类的整体福祉。

　　而对于涌入硅谷的这些创业公司的创业者和技术人员们，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层次丰富、体系井然的创业人才体系。

　　首先，最明显的就是那些总是聚焦在镁光灯下的明星创业领袖们。他们或是某类新技术的发明人，或者就是某类商业模式的开山鼻祖，或者就是力挽狂澜、救企业于倒悬的商业奇才。当然，这一切赞誉都是在这些人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的前提下。他们就像是上学时候，我们身边那些天赋异禀，又永不安分地要去实现远大理想的“怪咖们”。

　　其次，就是支撑这些创业成功的中流砥柱的技术专才们。比如，来自斯坦福、加州伯克利、MIT 等高校的那些科研大牛和他们的技术团队们；也有来自华尔街、高盛等熟稔商业运作的资本精英们；还有那些伴随 IT 巨头们一步步成长起来，开疆拓土的职业经理人们。他们就像是我们班级里的三好学生们，发挥永远是那么的稳定。

　　再则，就是拥有一技之长但缺乏创业激情和胆识的广大 IT 码农和职业白领们，他们为整个商业世界贡献了最多的聪明才智和时间精力，同时也享受优渥的中产阶级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他们更像是每个班级当中成绩平平的大多数，可能也曾有一个梦想，但还是为安稳生计，选择帮那些大咖们去实现梦想。

　　在天才莱万的曲折创业故事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典型的这类“产-学-研-商”的人才体系。莱万的领路人，斯坦福大学 AI 实验室主任塞巴斯蒂安·特伦是典型的“工程师文化”的代表。2008 年，特伦申请学术休假，带着他的学生加入谷歌，成就了谷歌无人驾驶项目 Project Chauffeur”，被业界公认为“无人驾驶之父”。而最终，特伦选择主动离开谷歌，创建 Udacity 以致力于科技教育普及，以及无人驾驶技术的开源共享。

　　而谷歌 Waymo 现任 CEO 约翰·克拉夫奇克，则是更典型的职业经理人，经历专业的 MBA 训练和多家一流企业的历练，克拉夫奇克于 2015 年加入谷歌负责无人驾驶项目，此后担任 Waymo 的 CEO 至今，正式将 Waymo 从一个烧钱的实验项目变成千亿市值的技术商业资产。

　　相较于两位前辈，1981 年出生的莱万则没有这份耐心去创建自己的事业，或者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管理者来带领 Waymo 走向商业化道路。也许没人会否认他在技术选择上的高超眼光，也没几个人有如此精明的创业手法能在谷歌体系下如鱼得水，但他选择在实现自己的事业野心和从零开始之间，走了一条捷径，却最终葬送了他在自动驾驶领域的远大前程。

　　莱万的“小聪明”是硅谷创业文化下衍生出的另一幅热闹景象，这里同样是高大上的前沿技术、同样是市场无限的商业前景。在追逐热点和利益最大化的商业资本之下，热钱汹涌，总会吸引那些热衷冒险又无惧失败的投机者和创业者，他们甚至愿意“合谋”起来吹起更大的商业泡影，等待下一个接盘侠的到来。

　　从硅谷的众多案例中，我们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莱万们”。他们聪明冷静、利益至上，热衷资源整合，也善于制造营销话题；他们捻熟投资人的投资逻辑和资本游戏，但常常缺乏足够的耐心和持久经营的能力。甚至过于急功近利，越过商业原则和法律底线，饱尝自己种下的自负的苦果。

　　在利益刺激下，创业者们更愿意冒险与自夸。这也许并无对错之分，而只是商业的利益博弈的最优选择。但从越来越多的成功案例和累积经验来看，市场和消费者的选择总会淘汰那些只在制造概念的创业者，而奖励那些真正推动技术创新和商业效率提升的创业者和投资人。

　　也许，包容和允许失败是硅谷推动创新的原生基因，这样的机制可以让更多年轻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凭借聪明才智就可以开启一番事业。但这一文化基因并不是助长“莱万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投机取巧的护身符。好的创业者应该尊重商业规则、尊重市场规律、尊重社会常识，才有可能把短暂的创业成功，变成可以持续经营的终生事业。

　　2015 年，出走在谷歌的特伦在拉里·佩奇的支持下，创办了飞行汽车公司 Kitty Hawk。而深陷诉讼之苦的莱万，在 2018 年底又创办了自动驾驶初创公司 Pronto.AI，他表示，想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和开启对未来的新规划。

　　硅谷总是会再给创业者下一次机会的。而现在面临天价罚款的莱万，是否还能重新出发，我们其实可以继续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