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青木 丁雨晴 柳玉鹏】“美国政客称中国通信巨头华为与中国军方有密切合作关系”“中芯国际与中国军方的关系正在受到美方的审查，这家中国大陆最大的芯片制造商有可能因此被列入实体清单”……最近几年，美国不断炒作中国科技企业与军方的关系，这在国内外学者看来，就好比“贼喊捉贼”。事实上，美国高科技企业总是“非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美国的霸权利益服务。正如美国《新共和》杂志所报道，硅谷正在美国“永远的战争”中显露新角色。而特朗普上台后，彼此合作又有了公开化和扩大化的趋势——某企业拿下军方的合同就像是获得“大奖”。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沈逸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与美国政府、美国的情报机构、军方的关系是完全没有办法分清楚的，是搅和在一起的。”

“亚马逊和五角大楼永远是兄弟”

“由马斯克创立的SpaceX公司已与五角大楼签署了一项合同，在2022-2027财年为美国军方发射航天器。”美国国防部8月7日宣布的这一消息很快就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有的说：“马斯克击败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所有的商业太空公司蓝色起源！SpaceX拿下3.16亿美元合同！”俄罗斯《报纸报》今年4月28日曾援引俄军事专家阿列克谢·列昂科夫的话说，SpaceX公司被怀疑与五角大楼进行密切合作，并制造出可以对抗俄罗斯高精度的武器。他认为，美国计划部署由SpaceX创建的数千枚小型“星链”卫星群，以对抗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这些卫星将支持先进的作战管理系统ABMS。当“星链”卫星达到1.2万个时，美国将完全切换到一种新的无线通信模式。同时，根据美国专家的说法，美军的作战能力将增长数十倍。列昂科夫还认为，马斯克太空项目的背后有五角大楼和美国政府的“赞助”。而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曾刊文说，马斯克这位曾经的科技产业明星，已被美国政府转变为“吞噬政府资金的怪兽”。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2018年10月曾以“为什么美国私营航天企业就与五角大楼的合作展开竞争”为题报道称，贝佐斯表示，公司打算为未来太空计划做出贡献。这表明，美国高科技公司准备与五角大楼积极合作。贝佐斯和他的竞争对手马斯克都在竞争“有利可图的国防合同”。贝佐斯呼吁高科技公司与军方更加积极地合作。报道还称，贝佐斯的企业被美国空军选中开发一种新的太空发射系统，旨在消除美国对俄罗斯RD-180发动机的依赖。

“科技公司的军事两难问题。”美国《新共和》杂志刊文称，2018年4月3日，特朗普总统与其一些密友举行私人宴会，包括其“在硅谷的最忠实支持者”、湾区最具争议的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蒂尔叫来甲骨文联席首席执行官萨弗拉·卡兹，一起讨论国防部100亿美元的“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JEDI）合同。报道说，对五角大楼来说，该云计算项目将确保其发动战争的能力与如今的科技变化保持同步，而“亚马逊被认为可能最适合打造该体系”。众所周知的是，微软公司最终拿下这笔大单。2019年11月，亚马逊公司认为竞标流程存在“明显缺陷、错误和偏见”，决定起诉五角大楼并要求暂停该项目。但美国防长埃斯珀表示，如果被迫推迟实施该项目，美军将面临“落后于中国”的风险。

德国《时代周报》认为，美国军方与谷歌等科技公司合作，从而能尽快使诸如人工智能和云计算之类的新技术可用于军方，任何一家公司想退出，都会有其他公司立马跟进。

俄新社2019年12月9日发表题为“亚马逊和五角大楼永远是兄弟，谷歌也想加入这一‘家庭’”的文章称，贝佐斯在里根总统图书馆举行的年度国防论坛上发表讲话，倡导美国领先的IT企业与五角大楼合作。他称：“我相信，如果大型技术不支持国防部，那么国防部将面临很大的问题。我们打算支持国防部，这对国家很重要。”文章说，2018年6月，谷歌曾拒绝与国防部就Maven项目续签合同，该合同是帮助五角大楼开发用于识别和分析无人机视频记录的软件。谷歌还没有参与JEDI项目竞标，原因是“与军方的合作激怒了公司很大一部分员工”。但在过去的一年中，谷歌努力恢复与五角大楼的关系。谷歌与军队合作可以为增长提供强大的资源。

贝佐斯在国防论坛上的讲话表明，希望加强公司在美国军事和情报界的地位，从而对未来获得军方合同有所帮助。亚马逊9月9日任命前美国国安局局长亚历山大为董事会成员已引起争议，有分析认为他的加入是为助力公司获取美国的防务合同。

合作是为捍卫价值观？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沈逸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的信息技术高科技产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和美国的情报和军事力量结合在一起，并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中央情报局有一个风险投资机构In-Q-Tel，从风险投资开始，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就给这些高科技公司进行投资。美国大量的高科技企业，如网络安全厂商火眼（FireEye），就是美国情报机构投出来的。他认为，谷歌、推特、脸书等高科技企业及其高管从2010年开始就自动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美国还通过《对外情报监督法》对这样的合作提供制度保证。通常来说，美国科技公司要想获得美国公民的数据是有难度的，有一些程序上的手续要走，但如果这些公司要获得外国公民的通信信息及数据，是根本没有任何难度可言的。这在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如冷战期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所实施的“三叶草行动”。沈逸说，相关制度可以允许美国科技企业在美国政府需要的时候，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度去获得所需要的情报，而且美国企业是有无条件支持、配合政府的义务的。

《新共和》杂志的文章还梳理说，IBM等企业与军方的关系可以追溯至二战，而早期互联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五角大楼先进研究部门提供的资源——该部门成立于1958年——旨在抗衡苏联向太空的扩张。此后在冷战期间，由仙童半导体公司等行业先驱研发的微芯片被应用于弹道导弹。文章称，斯诺登在2013年的揭发举动暴露了美国科技行业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全球监听系统的沆瀣一气，美国人了解到NSA甚至与雅虎等科技公司达成秘密协议以获取用户信息，而美国情报部门则暗中进入这些公司并收集个人信息。但斯诺登的曝光几乎没有改变美国科技行业与军方的密切关系，如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等众多硅谷高管仍担任五角大楼的顾问委员会委员。

加拿大“工程”网站刊文称，微软与美国军方的交易曾引发广泛报道和巨大争议，但这只是美国军方与民用科技市场合作的方式之一。对许多美国科技企业来说，拿下“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JEDI）合同就是获得与军方合作的“大奖”。但此类合同也遭到一些公司员工的反对。报道称，一位匿名的微软员工对表示，该合同“有点过于接近IBM在（纳粹）大屠杀期间的所作所为”。IBM曾直接为德国的犹太人口普查信息和集中营死亡编码提供分类登记服务，该技术也被美国用于关押日裔美国人。而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表示，“与军方合作并非关乎不道德、不合法或邪恶之事。这事关确保我们能共同捍卫我们支持的价值观”。

“数千份合同凸显科技巨头与美国军方‘静悄悄’的关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7月9日刊文称，美国非营利组织“技术调查”8日发布一份新调查报告，将美国国防部等部门与谷歌、亚马逊、微软、戴尔、IBM、惠普甚至脸书达成的数千项交易大白于天下，而这些交易在此前从未被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也坦言，只有与众多公司合作才能满足自身需求。文章称，该报告不仅为洞见科技企业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打开一扇新窗户，并披露了显示此类合同通常为何难以被发现的重要细节信息——军方与面向消费者的科技公司签署的大部分交易都涉及转包合同，其中一家知名的美国跨国科技公司达成的转包合同就多达5000项。该调查研究由2018年从谷歌辞职的研究科学家杰克·鲍尔森负责，在对美国政府过去5年来签署的海量合同进行分析后发现，军方和联邦执法机构在这些合同中占据大部分份额，科技企业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但鲍尔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简洁扼要的采购合同掩盖了这些科技企业与五角大楼等部门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只有当你仔细查看合同的详细信息时，才能看到来自科技公司的定制化（服务）到底以何种方式参与其中，而此类详细信息只能按照信息自由法案的要求来获得”。华盛顿大学技术产业历史学家和教授马加特·奥马拉也表示，“美国高科技企业向来参与战争生意，并非常熟悉特定的合同和转包合同程序，而这些做法可追溯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争夺军方合同更公开化

德国柏林国际政治和军事学者沃尔克·普莱柯尔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西方国家，科技创新企业与军方合作在二战中已非常流行，如大众、宝马、西门子等德国企业，以及IBM等国际企业都与当时的纳粹政府有过合作。他认为，美国大企业与军方合作是“公开的秘密”，那些创新科技企业和美国国防部门之间保持着生意关系，但有些企业也出于“道德形象”的考虑，不是太高调。

2015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公布了五角大楼的一项新战略——首次提及用网络武器来阻止敌人发起的破坏性袭击。为推动该战略，卡特专门到访硅谷，寻求和美国顶级科技创新中心更紧密联系。

美国福布斯网站2015年曾刊文分析“硅谷不会和五角大楼合作的五大原因”，如美国国防部门限制合作公司赚大钱、知识产权面临风险、企业资金流动都将受制于监管部门等。但实际上，这些因素对美国高科技企业和军方的合作关系并没有明显的影响。

沈逸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美国的科技企业和美国政府、军方在整体上只有一种合作模式，即这些高科技企业始终都将非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美国的霸权利益服务。”

俄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专家弗拉基米尔·巴久克表示：“不必相信美国高科技公司不会与五角大楼积极合作的言论。他们将始终与美国军方合作，不管美国哪位总统执政，关键的问题在于五角大楼给多少钱。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国防预算在不断增加，因此，这些高科技公司与五角大楼进一步合作并不奇怪。”

普莱柯尔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创新企业和美国军方之间的关系有新的变化：一是争夺军方合同公开化，如为抢大订单加紧游说；二是合作企业范围更大，如运营社交媒体的企业参与。”他认为，未来美国科技公司和军方的合作趋势将更加公开化，双方的关系也更为紧密。他表示：“美国可能会对竞争对手进行更多的打压，但同时，美国这些大企业的国际风险也会增加，因为相关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可以制裁这些企业。”

“美国对中国企业和军方关系的指控就是‘贼喊捉贼’，所有指控其实说的都是美国自己。”在沈逸看来，美国政府这种“中国政府可以随时从中国企业那里获得情报”的想象，就是从其自身和美国企业的深度合作中产生的。他还表示：“我们对美国还存在不正当的预期，期待美国能像中国看待美国一样看待中国。但事实上，美国人越是批评我们，就越说明我们的做法是对的。”